我們是中大人—以歷史眼光審視語言政策
中大學生會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錢穆先生辦新亞書院,最艱難時,桂林街宿舍的桌子,便是他的睡床。 一九五二年,港府頒例,私立學校都要辦理商業登記,新亞同人非常不滿,認為新例使學校變質為牟利團體,侵害中國傳統的教育理想,錢先生表明,寧願關閉書院,也不接受,結果,在顧問趙冰大律師的幫忙下,打了一年官司,才得到豁免。 後來,書院發展上軌道,錢先生為了實踐理想,跟崇基的凌道揚校長及聯合的蔣法賢校長,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向港府爭取成立第二所大學。起初,殖民地政府充滿戒心,害怕出現新加坡的情況—由華僑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反殖溫床,但協會努力不懈地爭取,國際及社會環境又出現連串變化,政府最後開綠燈,中文大學得以成立。使人驚詫的是,創校不足一載,錢先生便辭去新亞院長一職。在專制保守的殖民地,敢挑戰英語霸權,開辦中文專上教育,再艱難的事都經歷過,現在有機會實現更大的理想,卻猝然離開,究竟當中有何隱衷?前中大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孫國棟教授,去年接受訪問時的說話,露出端倪。(1)

評議會又搞「側側膊」諮詢
陳樂泉

日前收到中大校友事務處的電郵,通知校友評議會將舉行一場諮詢會,日期是10月21日星期六,時間為下午三時,地點在中大校園內的蒙民偉工程學大樓9樓演講廳,諮詢內容是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於九月初發出的報告書諮詢稿,屆時委員會主席、前任校長金耀基將出席。有趣的地方是有意參加的校友,須事先報名登記。此次諮詢會的細節及報名表格可從以下網頁下載:

國際化與語文政策
馬國明

 ﹙網頁編者按:中大校友馬國明先生撰文評論中大提出的「國際化」,文中小標題為網頁編者所加。﹚     中文大學兩、三年前提出國際化的口號,主張改變一向以來教師自行決定教學語文的政策,大幅增加英語授課的學科數目。此事引起校內的師生和校外的校友廣泛關注;學生、校友以至校方都曾在報章撰寫文章,闡釋立場。 中大創校已接近半個世紀,校方因應當今社會的情況作出變更,實在責無旁貸。問題是簡單的一句「國際化」是否足以回應半個世紀的急劇社會轉變。事實上,在過去兩年多的討論裡,便有梁文道校友指出,逼切須要國際化的不是中文大學,而是中文;中文大學作為一所以中文先行(起碼在名字上)的大學對中文國際化一事更是責無旁貸。梁校友的觀點極之有見地,但中大校方卻似是充耳不聞;即使是雙語政策委員會日前發表的諮詢文件亦迴避有關討論,令人遺憾。

廣東話是「強勢語言」?—向馬傑偉教授請教
劉耀章

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發表報告書諮詢稿之前,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馬傑偉在《明報》發表文章,透露報告書的要點,也提出個人看法。由於馬教授全程參與報告書的起草,他的文章基本上支持報告書的內容和建議。         在馬教授的分析中,有一點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他認為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間,由於當時「十分獨特的歷史條件」,廣東話成為「強勢語言」。         這說法令我感到奇怪,因為與大眾所理解的事實相去甚遠。

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
關子尹

﹙網頁編者按:中大的教學語言問題即將引起重大爭論之際,我們向讀者鄭重推薦關子尹教授以下一篇文章。此文曾登載在2005年2月出版的《中大學生報》特〈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上,是一篇視野宏、見解精闢的文章。現徵得關教授同意,在此重新轉載。此文其實是一節本,全文原題《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兼論「語文作育」與民族語言命運問題》,發表在《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Vol. 16,No.1﹙53﹚,2005年2月第1至11頁。作者關子尹是中大哲學系教授。此文雖較長,但值得好好細讀。﹚ 1、 楔子:故事兩則 腓特力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是普魯士德國近世的開明君主,而巴哈﹙J.S. Bach﹚則是德國音樂史上的巨擘。在巴哈次子C.P.E. Bach的引見下,巴哈於1747年獲腓特力大帝接見。據說二人晤面時前者第一句話是問「你說不說法文?」三年後,法國文人伏爾泰﹙Voltaire﹚到稔熟的腓特力王庭上作客。大概是賓至如歸吧,據云伏爾泰曾有以下一段家書:「我簡直就像在法國一樣,這裏的人只講我們的話,德語只是用來對士兵和對馬匹說的。」 對心儀現代德國在文學、音樂和哲學上都卓有成就的學者而言,上述情景,真匪夷所思。此中緣由,應自「三十年戰爭」說起。所謂三十年戰爭,是指1618年至1648年間歐洲多國的宗教、政治、軍事、經濟等力量的一場總角力。德國由於地理和戰略上處於利害的要衝,成為三十年戰爭中最被蹂躪的地區。經年戰禍除令德國的經濟重創外,最嚴重的後遺症是文化上長久地失去活力,包括對德語母語的自尊和自信。當時歐洲列強中的法國成為三十年戰爭的最後勝利者,法語便成為德意志民眾趨之若鶩的高貴語言。

中文大學,英文授課
劉耀章

雙語政策委員會的諮詢文件快將出籠,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馬傑偉教授在報章撰文,搶先透露了內容。 ﹙網頁編者按:馬教授的文章徵得其同意,已全文在本網頁轉載﹚ 馬教授是雙語政策委員會成員之一,他的文章雖然說是代表自己觀點,但相信也反映了委員會的意見。我讀畢馬教授的文章,感到很憂慮,其中有兩個問題尤其無法明白,也難以接受。 從「以人為本」轉變到「以科為本」? 馬教授的文章透露,委員會對於中大用甚麼語言教學,會提出一個「三層定位」的方案,即「普世性」的科目以英語教學,涉及中國文化、社會、歷史的科目以普通話授課,涉及本地文化色彩及本地社會政治的科目,可多用粵語。 如果真的這樣,這將是中大自創校以來的一個極大的轉變,也是對中大傳統的一次大改造。 中大雖然在大學條例中寫明是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但一直以來是兩文三言並用,而實際上是由教員自行決定,可說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制度,有高度的開放性,對教師也是很好的尊重。一個老師決定用甚麼語言講課,既考慮本身的表達能力,也考慮學科的性質和與學生溝通的問題,但歸根結底,還是由教師決定。這是中大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制度。對於這樣重要的傳統,馬教授的文章竟然沒有提到。

中大教學語文政策的縫隙
杜振豪

﹙網頁編者按:中文大學校方委任的「雙語政策委員會」即將發出文件,就教學言語問題進行諮詢,此事影響深遠,我們特別邀請杜振豪同學撰文,就此事發表意見。杜同學是雙語政策委員會成員,是委員會中兩位本科生代表之一。又:雙語政策委員會的中文網址為:www.cuhk.edu.hk/bilingualism/b5/﹚   在中大語文政策問題上,校方及不少論者都有一套常見的寫作策略,就是先提起六七十年代中大強調中文教學的傳統,然後指出那是殖民管治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舉措,繼而以一種打破迷思的語氣「揭示」其實雙語教學一直存在,因為當時已有操流利英語的教師以英語教學,而錢穆等內地教授更是使用混雜鄉音的國語。   這套寫作策略貌似平常,其實綿裡藏針,一方面若有似無地打造了支持獨尊中文(廣東話)的反方論點,並將此栽在不時以維護中大傳統理想為立場的反對聲音;一方面下接需要回應全球化趨勢的論調,為語文政策的轉變而開路,背後的話說白了就是:中文教學的傳統既然導生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如今歷史條件不再,對傳統的「再定位」自然便是順理成章了。

中大學生會「反對偽國際化,要求民主咨詢」記者招待會報導

–民間記者:小西周日低溫,民間記者感冒未癒兼頭痛,本來不宜拿自己的身體到空氣指數高企的鬧市犯險,但中大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就「反對偽國際化,要求民主咨詢」在位處旺角的基督徒學會舉行記者招待會,身為校友,還是到場力撐。消息是早一日才從他人處間接得知的,在記者會上看見同學們一臉倦容,便明白同學們要在課餘擠時間跟有強力官僚架構文宣機器全力支援的校方過招打輿論戰的艱辛,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記者會二時開始,狹小的空間坐了約二十多人,在人數上台上的比台下多,其中包括捍衛中大理想小組的成員梁淑美及覃俊基、中大學生會幹事胡浩堂及副會長王紫芽、社工系學生蔡恆壹、哲學系學生戴遠雄、翻譯系學生伍幸儀、藝術系學生丘梓蕙、來自內地的政政系學生王向真、中大校友黄世澤等等;至於台下,除了身兼校友的民間記者外,則清一式的只有記者。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