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陳皮十三妹

《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周愛靈著,羅美嫻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網頁編者按)《花果飄零》一書新近出版,各書店有售,此書評之作者七十年代中畢業於新亞書院,此書評自其網頁(http://www.the-backwaters.net/2011spring.html)下載並轉發。 作者周愛靈在書中把新亞書院的誕生、掙扎求存和加入中大前的一段「惡鬥」歷史(1949-1963)寫得十分清楚,起碼是一個對三個主要參與或角力群體—-(一)1949年大陸南來的新亞創辦人;(二)始創期的主要資助機構:美國非政府機構,特別是雅禮協會Yale-in-China;和(三)港英政府—-在環繞著新亞之存在與未來,於那歷史時刻上作的考慮,作了有力的猜測與求證。主要是透過考察書院及政府等機構的有關文獻而勾劃出上述三方的立場—-為何成立,為何資助或容讓書院的成立,及至最後為何新亞終於成了中文大學創校期三個成員書院之一,各方有關的考慮(主要是政治考慮)為何。

勿再遺忘中文大學「試金石」
陸離

(網頁編者按)以下文章刊於2011年1月2日《蘋果日報‧名采論壇版》,作者陸離為中文大學最早的畢業生,此文回顧了中大成立時的一些特殊情況。文章中提到的「香樹輝專欄」,應指2010年12月23日辛翠時(香樹輝的筆名)在《星島日報‧細說新事》專欄的文章〈中大人文精神〉,現在亦一併附於陸離文章之末。 讀「新亞護法」香樹輝兄專欄,得知2013年中文大學即將慶祝創校50周年。我即時想起中大40周年紀念場刊,細說中大歷史,似乎並沒有提及中大成立之前,要經過三年「三院統一文憑試」的考驗。 我是「新亞書院」中文系1961年畢業生,適逢其會,獲通知那年畢業試就是「崇基新亞聯合三院統一文憑試」第一屆。天將降大任於斯屆,大家要去打好這場仗。 結果不負眾望,而且起碼我自己,還有「新亞哲學系」張浚華(前《兒童樂園》中後期社長) ,還有「崇基中文系」黃君實(著名書畫家),都成績優異。(錢先生!唐先生!牟先生!我?得?啦!)─當然還有其他優異生,但抱歉我沒有放在心裡。

答大學生——關於狗屁的文化創意產業
張大春

(網頁編者按)以下文章見於《明報‧世紀版》11月21日,值得一讀。 原編按: 「文化產業」是潮流語,大學亦多相關課程,台灣作家張大春最近在網上公開回答一位大學生的提問。對此批評甚辣,引起廣泛討論。其所指的是台灣情?,但觀諸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其實同樣適用,故特予轉載,互為參照。 網友大學生私人留言,公開作答:你好,我是一名大學生,請問依你看來, 「學界」有沒有義務因應「業界」的需要而改變學習課程的內容, 甚或大到學術方向?這麼問,是因為有不少業界人士跑到學界來(是誤人子弟?還是傳授經驗?),業界或許有一些值得學習的實際經驗,但那常跟理論搭不上邊,畢竟不管有沒有學術背景都可以進入業界。例如:本校文學院開了一系列「創意產業學程」,(gogo.tku.edu.tw/cci/index.html),?面來自業界的老師,常常利用上課或作業來為自己的事業宣傳;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外的工作經歷上大膽地寫「大學教授」,儘管這些來自業界的教授參差不齊。像這是一篇任教於淡江大學的業界人士的演講,(blog.yam.com/oakacorn/article/27775632),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基本上,我也聽不懂他上課在上什麼。請問能為我解釋他的意思嗎?

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
何慶基

(網頁編者按)以下文章見於10月16日《明報‧世紀版》,值得一讀。作者為資深策展人及藝評人,現任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中大擺放民主女神一事, 又再引起討論。沒錯, 民主女神要擺, 但不是這個。因為這民主女神像, 是件拙劣雕塑, 無論從藝術或政治藝術角度來看,均屬低水平之作, 不應作為悼念民運的持久標記。 政府沒收雕塑,加上中大校方拒絕擺放,惹來強烈反響,令這女神像突然變身成反禁制的符號。怒火遮蓋了觀察,沒有人從雕塑的製作造型能否表達民運精神的角度,來評核雕塑人陳維明這作品。本文比較八九民運時的原有民主女神像和中大的新民主女神像,以顯示這新雕像不合格的原因。這?得強調,民主女神是政治作品,有別於一般追求美感、個人抒情或表達獨特創意的藝術。雖然也須從造型、表現手法等方面入手,但最終的量尺,是看作品能否有效地表達民運的神髓和獲取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上升的標記 政治藝術的基本功能,是激動情感和提升士氣,進而引發行動。原女神像於五月三十日豎立於天安門廣場,正值兵臨城下、人心彌散,民運進入低潮之際。學生製作巨型雕塑,希望透過建立符號標記,表達理想和期盼,振奮士氣。 原女神像高十米,以石膏為主要材料。四天內製作如斯巨大雕塑十分艱難,製作方法簡約,除頭手等主要部分製作較精緻外,身體衣服均有大刀速削的簡約效果,刪去細節卻不粗疏,反而帶出迫切和豪邁的感覺。女神像身軀不成比例的拉長,牽動向上提升的動感,引伸出政治作品所需的積極正面感覺,像是向群眾說,無論多艱巨,仍毅然向上。

也談「大學的尷尬」
Tina

(網頁編者按)以下文章原刊2010年10月4日《星島日報》大學版〈尖子「交換」日誌 〉,談的是香港大學的問題,其實中文大學同患此病,特此轉載,以供參照。   近日,港大的同學們在網絡廣泛轉載一篇由林沛理先生在《亞洲週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香港大學的尷尬》,裡面著重講了香港大學的兩點問題:「大學失格」和「商業化」。可想像這樣的一篇文章在港大同學中自然引起一陣激烈的討論。有的人倍加贊同,對港大的浮躁之氣痛心疾首;有人則不敢茍同,為港大積極辯解,甚至寫「反感《香港大學的尷尬》」……總之,港大的「定位」和「精神」這一類敏感的話題又一次引起了一番口水仗。 缺「不能量化」的優勢 我對這類事件向來是「想得多說得少」,主要是因為涉世未深,經歷尚淺,在了解清楚之前不宜?急開口,但這次的主角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港大,話題更是我長期關心的「大學精神」 ———這不僅關系到我自己,或者港大的學生,也關係到所有在校的大學生。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大學生理想的大學都如我一樣:寧靜美麗的校園、充滿歷史感的老建築、知識淵博待人和善的老師、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積極上進的同學,還有一種無法名狀卻令人著迷的「精神」……總之,就是「知識的海洋,學習的殿堂」,學術研究和學生教育是它與生俱來最重要的使命。但是,顯然當今中國很多大學,包括港大,並不符合這個理想。

人文教育的冰河期?

曹 拔 (網頁編者按)本文原見2010年6月13日 星期日《明報新聞網》,對目前香港高等教育所面對的問題(尤其中文大學的處境)很有參考價值,謹此推薦。     今年四五月接連兩期TLS(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都有專文探討英美大學面對的挑戰,足見有關問題嚴重且迫切,且引起西方知識分子高度關注。     Martha C. Nussbaum是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受聘於芝大三大學院——法律、哲學、神學院。TLS四月三十日一期刊出她的長文,Nussbaum指出,為了 經濟發展的教育路線,無可避免會削減人文學科資源,如課程內容和職位。文科不受重視,無法為民主社會培養出所需的市民,將是一次世界性的教育危機。 文學藝術的重要     依她看,文學藝術的薰陶,有利磨礪批判思維、培養創意想像,而更重要者,是現今世界複雜,人類從沒比現在更需要與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其他人溝通合作。削減對文科的資助,急功近利地發展實用科目,為所謂的知識型經濟服務,後果其實得不償失,因為民主社會的基石,需要的並非善於執行而拙於革新的技術官僚,而是有獨立思辨能力、勇於創領,兼對不同種族有共感觸角的世界公民。

「年輕沒有激進過的人老了會後悔,沒有激進過的人也不能活太久。」
——艾未未到中文大學交流

(網頁編者按)內地藝術家、維權人士艾未未4月13日到中文大學交流,《蘋果日報》的〈八方人物〉專欄有報道,寫得非常好,值得一讀,特轉載如下。 八方人物:艾神給港人的心靈雞湯  蘋果日報 2010-04-14 「艾神」艾未未昨天到中文大學交流,吸引逾百人到場。參加的有中學生、大學生、本地生、內地生,也有政政系、建築系的講師,場面之熱鬧,近年學生活動罕見。人數更多的網民則收看視頻和「推特」(twitter)直播,即場提問。妙問妙答,未能盡錄。 關於維權 艾:當局說5.12(汶川大地震)死難學生名單是國家機密,但死的是我們的兄弟姊妹呀。我們的公民調查,問的是最簡單的問題,到底地震中,誰死了?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艱苦的事情,但後來發生的事情比想像的更困難。最嚴重損毀的學校都被當地政府嚴格控防,受害家長不可對外談話。但一年多之後,我們奇蹟的找到5,212名死亡學生,其中4,851名有詳細個人資料。 由於這樣,我由一個藝術家變成了政治活動家。這也非常容易,因為在這個國家,我們的政權很容易就被顛覆,關心國家就是在顛覆這個政權。譚作人做類似的事情,卻被政府起訴顛覆國家政權,判五年。我去四川為他作證,見旅館下有車,上前問他們是不是找我,他們馬上就開車跑了。 那天晚上凌晨三點鐘,有人踢門,我報警。門外說他們是警察,我說你怎麼證明你是警察,他們進來後打了我。之後我去德國辦展覽,展覽館長建議我去醫院,才發現內出血很嚴重。還好我去了醫院,才有機會能站在這裹與大家見面。

古道照顏色

劉紹銘 (網頁編者按)本文刊於2010年1月3日《蘋果日報‧名采論壇》劉紹銘之專欄〈屯門雜思錄〉,當中談及「使用母語」,最值得今日中文大學高層深思。文內提到的余英時1970年代任新亞書院院長及中大副校長。劉紹銘現為嶺南大學榮休教授。 田浩(Hoyt Tillman)在他編的《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這麼說過,余英時教授「在美國拿到永久職位以後,就進一步更加功夫寫中文書,面對東亞讀者。」英時校長在1962年以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東漢生死觀」) 論文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五年後他第二本重頭英文著作在加州大學出版:《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自此以後,余校長的英文著作,的確越來越少。相對而言,中文論述則日見豐盈。在〈英時校長〉一文我曾引車行健所收資料轉述,校長的中文專書有51部,論文463篇。一個能用雙語寫作的學者或文人,若一生中只選用一種語言跟讀者見面,總有特殊原因。現代文學家批評大家George Steiner (1942-)是猶太人,在巴黎出生,後來雖然入了美籍,但一生大半時間都在歐洲渡過。英、法、德三種語言,無論就聽、講、寫那方面來講,對他都是「母語」。1960年代中葉,他到我就讀的Indiana大學開暑期班,曾引無機會唸中文以為平生憾事。他對班上同學說,他真不知道英、法、德三種語言中那一種是他「母語」。別人不信,找催眠師給他做測驗。結果是,你分別用那種語言給他提問題,他就用那種語言作答,聽來全是「鄉音」。傳誦一時的作品如《Death of Tragedy》和《Language and Silence》全是英文著作。

我所理解的新亞精神

周保松 (網頁編者按)本文原載10月9日《明報‧世紀版》,所論不只是「新亞精神」,也是今日大學(尤其中文大學)的問題,值得細讀。現徵得作者同意,特此轉載。 今年,二零零九年,是母校新亞書院建校一甲子。校慶日漸近,我不知應該如何紀念這個日子,於是選擇重讀錢穆先生的《新亞遺鐸》和《師友雜憶》兩書。這兩本書,我讀過多次。這番重讀,本意是以這樣的方式,向錢先生致敬,沒料到卻讀出一點感受和感懷。 新亞人喜歡談精神。這在香港很少見。大學精神必然是理想性的,背後承載高遠的價值和理念,並以此為方向,將學生從某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成為有教養有判斷力有承擔的知識人。大學精神同時是實踐性的,必須能夠充份體現於教育每個環節,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感染,並樂於在生活中追求這些價值。 那麼,什麼是新亞精神?肯定不是「手空空無一物」的捱窮精神,也不只是「艱苦我奮進」的吃苦精神,而是更為根本的教育理念。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新亞學規第一條和第二條呈現的教育理想。學規第一條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說:「做人的最崇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