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
—周保松—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現任教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本文原刊於2007年2月28日《經濟日報》。 一九二九年,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撰文紀念自沉的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稱「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陳先生認為,一個真正的學者,必須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學術研究不應受到政治勢力和意識形態的干擾。陳先生將學術自由看得較生命更重,認為值得以死相爭。 陳寅恪的觀點不難理解。學者的天職,是追求真理。而真理的發現,則有賴一個開放的言論、思想和出版自由的環境,讓不同觀點在其中同行並行,彼此交鋒論辯。這在穆勒的名著《論自由》中早已得到充分論證,亦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年所說的「大學之所以為大」的主要理由。

文化夢想經濟現實
—聶依文—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為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及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原刊於2007年2月14日《經濟日報》。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剛發表的《「十一五」行動綱領》中,向負責發展香港為區域教育樞紐的督導委員會建議,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來港就讀,將學額比率提高至20%。 吸引非本地學生來港,是發展香港為區域教育樞紐政策的首要措施。政策獲得普遍支持。論者針對的,主要是香港要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現有的條件和須處理的課題,但鮮有從香港已有的經驗,探索應走的方向。

有形之手干預教育 教院正名一波三折
—蔡寶琼—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為中文大學教育政策及行政系副教授及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曾刊載於2007年1月17日《經濟日報》。         正是「有人快樂有人愁」。去年聖誕前,行政會通過樹仁學院正名為大學,媒體出現一眾師生笑盈盈開香檳的喜慶場面。那邊廂,香港教育學院卻「斯人獨憔悴」。雖然早於2004年初,教院已獲自我評審(self accreditation)資格,符合政府對院校升格為大學的要求,而直到今天,政府對教院正名的正當要求卻仍諸多阻撓。事實上,上世紀九零年代,香港幾所專上院校,包括理工、城市理工、浸會、嶺南學院等,都在獲得自我評審資格後一、兩年內就正名為大學。為什麼教院正名的道路如此艱辛呢?         新年伊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主席林李翹如女士向記者說,世界各地大學都有教授多種學科,而教院只設單一學科,所以不能成為大學。

大學國際化
中文是根基
—蔡寶瓊—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為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及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曾刊載在2006年12月6日《經濟日報》。         2005年初,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在校園掛出令人觸目的「哭中大」橫額,反對校方用行政手段迫使各系增加用英語授課的科目,其後校友亦紛紛響應,由此引起一場有關文化傳承、大學使命和「國際化」的熱烈討論。中大在2006年二月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同年九月七日發表《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諮詢期於十一月中結束。         雙語委員會諮詢稿建議授課語言由每系的系務會決定,並提出一個三層架構作為參考,包括(1)所謂「普世性」的學科,建議用英文講授;(2)涉及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的學科,建議以中文講授,並要「適當地增加普通話講課的比例」;及(3)「與香港本土文化生活息息相關、帶本地文化色彩和涉及本地文化政治的科目,以及討論人生哲理的科目,原則上用粵語講課,以促進本地民智與文化的發展」。我覺得這個三層架構在學理上有極大的漏洞。不過,因篇幅關係,這點暫且按下不表。我倒想由大學的使命開始去作一些有關語言政策的思考。

大學轉合約制 難得學術自由
—劉誠—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系講座教授,及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曾在2006年11月22日的《經濟日報》發表。 2006年年二月八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榮譽教授佳日思教授(Prof. Yash Ghai)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浸會大學轉制事件,題為「學術自由危在旦夕」(Academic freedom on the line)(原文為英文,中譯本可參閱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出版的《轉制知多少?》小冊子) 當時浸大管理層以解僱威脅六名拒絕簽訂新合約的教授,而這六位教授均為實任教員。佳日思教授在文章中闡釋實任制對保障學術自由的重要,更指出學術自由和雙方自由選擇的原有合約均受到基本法的保護。

考試扼殺創意 香港學術難提升
—梁萬里、 陳士齊—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梁萬里為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副教授,陳士齊為浸會大學宗哲系高級講師,兩人同為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曾在2006年9月13日的《經濟日報》發表。   又一名年青海外華人學者陶哲軒,奪得了被譽為數學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我作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畢業生,對於母校培育了這樣出色的學生,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這不單因為普林斯頓是一所出名的大學,而是因為她收生的標準,不只是以學生的考試成績為準則,而是著重他們本身的志向(aptitude)和相關的才能。 說了這麼多別人的成就,不期然就要問:香港作為一個世界級的大城市,集中了華人的精英,但是在學術上甚少產生令人引以為榮的人才。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但數量之少,和我們的教育高官自詡香港自回歸後在教育改革上獲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就不成比例了。

金錢掛帥:大學的新理念
—梁旭明—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及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曾在2006年8月16日的《經濟日報》發表。 自從嶺南大陳坤耀校長於2005年宣佈兩年後約滿後不再續約後,坊間一直揣測及謠傳誰將接任,但校方一直沒有正面交待。直到最近,嶺大的教員及學生收到電郵(由校董會主席梁振英署名),一次過交待過去兩年「覓新校長」過程,第一次公告科大副校長陳玉樹乃「非作他人」的人選,並於上月19日邀請全校師生,在大學議會上正式通過陳的委任之前,出席答問大會,與陳氏見見面。 在梁振英及其他遴選委員會成員陪同下,陳玉樹沒有發表任何演說,沒有向在場逾百名教職員學生解釋他對延續「博雅教育」的理念,也沒有講及他對改革大學教育的遠景,只強調教學與研究並重,提出大學國際化,包括加強交換生計劃。會上不斷重申的,是陳氏善於籌款,以及他一手創辦科大商學院的成就。

大學教育民主化
—聶依文—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聶依文博士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同時為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曾在2006年8月2日的《經濟日報》發表。 數年前,有一位同學建議這樣一個新聞題材:中學內教師之間爾虞我詐,辦公室政治嚴重。記得當時我向這位同學解釋說,新聞所報導的應是偏離常規的事。同學說,雖然辦公室政治普遍,但認為肩負教育使命的學校應該不一樣。我說,你說的是理想。有理想是好的,但不可誤將理想的狀態當為常規。接著我向同學建議:如果你發現學校裏的辦公室政治,影響了老師教學的質素或學生的學習,這就有新聞性了,原因是它已牽涉大眾利益, 特別是在政府或津貼學校裏,更關乎公帑是否運用得宜。 大學正處於這樣的狀況。大學的管治糟糕,直接受影響的除了是校內員工,士氣低落之外,間接影響的還有學生。

大學理想的失落
—蔡寶瓊—

網頁編者按:本文作者為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及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本文曾在2006年7月5日的《經濟日報》發表。         2006年2月5日,大學關注組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主題是關注學術自由,並宣布關注組的成立。當時,浸會大學正威脅解雇六位拒絕接受新薪酬制度的教授,故此傳媒報導我們這個記者招待會,大多集中於此事。其實,浸大管理層在此事上所表現的專橫手段,只是近年大學界出現種種令人憂慮的狀況之一而已。         早於2004年12月的一個週末,來自八大院校共三十多位教師商談了一整個下午,所談論的就是大學教育的危機,而這次座談會就成為大學關注組成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