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這麼輕易廢棄母語教育嗎?
—孫述宇—

網頁編者按:校友關注組為籌備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一書,訪問了孫述宇教授,孫教授由此才注意到中大校方發出的雙語政策報告書諮詢稿,閱讀後主動提出寫文章回應。此文現已收人《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之內,特在此轉發,以供參考。孫教授早年畢業於新亞書院英文系,後來在耶魯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之後長期在中大任教,並創文中大的翻譯學系。孫教授已退休,但現在仍在中大擔任講課工作,是極受師生敬重的學者。

(一)

中大的「雙語政策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建議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並作出詳細的推行辦法,又發出〈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下稱《諮詢稿》),探聽公眾意見。中文大學施政廢棄香港學生的母語,確實驚人,因為中大之創建,本是香港政府為了讓華裔居民能夠接受自己母語的高等教育。當時仍是殖民地時代,港府順應輿情,承認了母語教育是居民的權利,而因居民以華人為主,香港大學卻以英文為教學語言,於是增設一所大學,以中文為名,並在建校的「規條」上註明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諮詢稿》行文務求大事化小,用了許多淡化的言辭,這邊出現一句「目標不是英語化」,那邊又强調中大歷來都行「雙語政策」,即是說不單獨用中文,現在只不過把這政策「深化和優化」而已。話怎麼說也罷,但「委員會」建議在所有「普世性」科目上都用英文教學,中文大致只保留在中文系內,這就是把中大的「主要授課語言」從中文改為英文了,還能爭辯嗎?「委員會」若要說中大從前早已行「雙語政策」,應當同時坦白說出,中大以往的雙語政策是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也許會不知道,香港大學歷來也可算是實行中英並用的雙語政策,它的中文系曾有牟宗三教哲學,羅香林教歷史,更有那些有着前清功名的「太史」們教文學,他們都以中文授課。但港大的「主要授課語言」是英文,因為在中文系門外,其他科目概以英文授課。現在「雙語政策委員會」向中大推薦以英文講授一切「普世性」科目,即是教中大一反建校的初衷,回過頭去師法舊時的港大。「委員會」推薦的是一個反動的語文策略。

「反動」一詞有刺激性 ── 在大陸上它是「罪惡」的同義詞,最常與美帝與國民黨連用。我在這裏使用它的本意,把它視同「反作用」(力學上「作用與反作用」那個意思),不含褒貶,泛言「逆向而行」或「走回頭」而已。回頭路不是絕對不可走;路走錯了,走下去不如走回去。二十世紀的一場大實驗是許多國家起革命,行一黨專政,以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代替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可是在付出如山成河的代價後,發覺生產始終不前而百姓也溫飽無日,紛紛覺悟而改圖,完全或大程度恢復市場經濟。這樣走回頭路是好的,古人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假使母語教育是不可行的,由於它本身有巨大不能補救的缺陷,或由於它的效益實在不如外語教育,中大當初舉起母語教育的大旗根本就不對,那麼,「委員會」應當在《諮詢稿》中給我們講解一下,說明去走回頭師法港大的必要,我們若能信服,也會從善如流,擁護中大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可是《諮詢稿》不說這些道理,它只是指出英語是世上極有用處的國際通用語言,隨即作一個邏輯上的飛躍,建議用英語取代母語教學。

《諮詢稿》始終避談母語教學。在諮詢和討論教學語言時,這個題目可以避而不談嗎?我個人是贊同母語教學的,我求學和授課多年,深感母語教學是最利學習的策略,在那些有歷史文化內涵的科目上固然如此,在那些「普世性」科目上亦如此。以下我就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說說母語教學的優勝。

(二)

在「普世性」科目,我想以物理學為例。我在中學裏喜歡理科,畢業時考進北京的清華大學物理系,一年後在「院系調整」中併入北京大學。清華和北大的物理系,就好像這兩校的其他學系,實行母語教學,上課都用普通話。外文書籍和學報是有的,但課堂講授與討論,還有做實驗,完全是中文和普通話。

     這種母語教學十分成功。清華和後來北大的物理系與外國的相比,並不遜色,我們的實驗也許稍為落後,但是數學學多了許多。教學的成績也有目共睹:比如在國防科技方面,中國的核武器和飛彈等等,就是錢學森、彭桓武等師長帶領研究生從無到有弄出來的。畢業生出國求學,也不遇什麼困難挫折。台灣的中研院長吳大猷曾在《傳記文學》憶述當年教學於西南聯大(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於戰時組合於雲南昆明),他說那一班物理系學生有半數後來赴美都成了氣候,雖然只有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說起來,若要找尋中文教育成材的例子,我們也不用望遠,過去主要以粵語教學的中文大學也就出了不少數理人材,包括徐立之和丘成桐。

如果還有人質疑母語教育的成效,認為造就了一些人材,也不足証明母語教育優越,因為誰知道這些學生倘若能夠受到英文教育,不會有同等的甚至有更加優越的成績呢?這種詰難當然也不易回答,因為我們沒法拿學生作白老鼠,做控制性的教育實驗,但是我們觀察一下香港的中學教育,起碼可以作些統計性的推論。香港的中學畢業生中,只有一位崔琦得了諾貝爾科學獎,只有一位丘成桐得了有數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德獎,兩人都畢業於中文中學。丘成桐在哈佛的同事蕭蔭棠,也是出色的數學家,港大曾考慮選他為校長,他同樣出身中文中學;結果港大選了生物學家徐立之,另一位中文中學畢業生。香港的中文中學已很衰落,一般家長心儀的名校盡是英文書院,香港教育資源分配很不平均,英中得到其中的大部份,英文書院的學生家境平均比較富裕,而家境好有利學習,這一系列原因教人期望出類拔萃的學生,好像崔琦、丘成桐、蕭蔭棠、徐立之等能夠日後揚名國際的,會大多數出於英文中學,事實卻並非如此。我們怎麼還不能相信母語教學更有利於開發少年學子的心智潛能?

過去中國最傑出的科學家,總是英、美或其他外國的博士,許多人更是長期在外國研究,主張外文教育的人會不會以此為詞,認定中文母語教學不足成事呢?在這裏我要引日本為例來辯了。獲得諾貝爾物理或化學獎的六位華人學者,全是美國博士,長期留在歐美做研究,這是事實;可是日本科學家得到諾貝爾獎的,卻多在日本學成並在日本教學研究。這個大分別的原因,是日本已有先進學術機構,中國卻還沒有。日本在維新運動後,把西學東土化了,與日語教育結合成功,乃有如此輝煌成績;這樣的工作,中國還做得不夠。這是艱巨的工作,日本學者默默耕耘百年以上了。聽說久為英殖民地的馬來西亞也曾決定要實行母語教學,但因舉步維艱,成績闕如,只得放棄了而恢復英語教學。馬來西亞當局顯然是沒預料母語教育會遇到這麼多困難挫折,低估了這種建設工作的代價。又聞有人以此為例,主張中文大學不如趁早改弦更張,把主要教學語言由中文改為英文。不學日本而效馬來西亞嗎?這算不算沒志氣?近年美國企業多有把下層工作外判給工資低廉的外國地區,亞洲多國得到不少工業製造的工作,印度則由於英語普及,更獲得大量為電子和通訊產品作技術支援的電話答問工作。這種既需要科技知識又需要英語能力的工作,薪酬較高,於是又有人在這裏看到英語教育的優越性了。日本人的英語肯定不合適賺取這種薪酬;但日本也不希罕這樣的國民收入,因為這個實行母語教學的先進國家從科技研發的成功中早已得到千百倍的收入。

我們上一代的物理學家有幾個與中文有關的故事值得講一下。搞理論物理的王竹漢編過一本中型的中文字典,據他的學生說編得很有見地,這反映他的中文造詣,以及對母語的感情。在政治運動中屢受批鬥的錢偉長,改革開放後受命帶團外訪,經過香港時作了一次關於中文輸入電腦的演講。他說由於漢字不易輸入,拉丁化之議甚囂塵上,他深感這樣會斷了中國文化的慧命,所以努力解决這個問題。錢偉長是錢穆院長的侄兒,他特別送了兩本書給新亞圖書館,一本是他用中文撰寫的應用數學書,另一本是該書的俄語本。這讓我們看到他用母語著述,而其水準吸引蘇聯翻譯。北大出版社印行了一冊學人墨寶,內收蔡元培校長而下北大教授的書法,有一頁是物理教授胡寧自書的一首詠懷七律,詩好,字也好。中國物理學者寫舊體詩的,要數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黄克蓀,他把波斯詩人奧瑪卡雅姆的全集逐首譯為中文的五言絕句,文字優雅,聲韻鏗鏘。

中大的雙語政策委員會內講授「普世性」科目的教授頗多,委員會建議用英語上課,顯示這些學者自信能夠用英語把學問好好傳授給中大的學生了。這種自信大有檢討的餘地。眾教授曾經留學英美,以英語求學已獲成功;但是華人以英語向英美老師學習並與英美同學切磋是一回事,以英語教育中國學生,是很不相同的另一回事。「普世性」學術的概念多源自西方,在這一點上英語授課有其方便,但是中國老師對着中國學生而英語授課,教育效果不會好,因為在信息傳遞的過程中,內容流失了很多。有兩件事實是不爭的:一、外語很難掌握得完全,人若非在八九歲之前已經在外國生活,徹徹底底浸淫於外語之中,肯定無法把外語講得道地,這是語言學界的公議。二、不道地的英語,英美人士來聽,雖不完全,但還能聽到多些;中國人聽,由於英語是外語,要打的折扣大得多。因此,中國學生聽中國老師以英語授課,英語能力稍强的或可聽到七八成,英語能力稍弱者 ── 可憐專業能力强的學生往往屬於這種類 ── 或者只聽到一半而已。這會是委員會眾教授所樂見?

(三)

「普世性」科目之外,在那些具有特別文化內涵的科目上,大學同樣應當實行母語教學。《諮詢稿》只容許中文教學行之於中國語言、文學、藝術、歷史等科目上;在別國的同類科目上,委員會的高見又如何呢?我深信受教的既是中國學生,教學語言應當仍以中文為主。我以英國語言文學的範圍為例,再就我個人經歷與觀察來評述一下。我是在中大成立之初到英文系任教的,事前在耶魯大學讀了英國文學博士。

我在耶魯清楚看見,先進國家都不避以本國語文來研究和講授英國語言文學。在耶魯收藏豐富的圖書館裏,我看見英國語言文學各領域所有略為重要的作家和題目,都有法、德、意等國的學者研究,他們的書籍就以法、德、意等語文寫成,其中特別受到注意的就被英美學者翻譯成英文。這種事例不勝枚舉,即使在規模較小的大學圖書館也俯拾即是。東亞最先進的日本,學者都慣於用母語發表研究成果。我記得美國一個十八世紀學會的通訊報導說,該會收到一冊日文著作,查問後才知道是一羣日本學者以日文給一位約翰孫專家寫的祝壽論文集。日本的漢學研究成績斐然,漢學家如鹽谷或吉川照例以日文著述,一如法國漢學家馬伯樂或杜微維之用法文。我就讀於英文系,由於在香港英國文學都以英文講授,在耶魯看見英文系使用英文,起初並未覺察這在他們而言其實已是母語教育;但我曾問過法文系的研究生,得悉他們是英法並用,法文是他們專業的語文,英文是母語,兩者都不偏廢。中文大學有個近例,去年(05-06)有一位德國的英國文學教授到訪,英文系在網上介紹他的著作,他雖有幾篇英文論文,但幾本論英國文學的書都是德文寫成的。

學者使用母語來研究外國文學是有道理的。文學有兩端,一端是作家的寫作,一端是讀者的閱讀。在兩端之間,學者一方面研究作家的背景和傳統,以求瞭解他寫作的用意;另一方面,他要站到讀者的立場上研究這作品,看看它可以怎樣閱讀,而讀者又能得到什麼?研究本國的文學,學者當然是站到本國的讀者 ── 與作者同國籍的讀者 ── 立場上去探索。研究外國文學時,學者也未嘗不可以好像該國的學者研究其本國的文學一樣,站到與作者同籍的讀者立場上進行;只是若採這樣的途徑,外國學者一般而言較難做得比本國學者

── 那些與作者及讀者同一國籍的人 ── 出色。另一途徑去研究外國文學,是讓學者站到與自己同籍而不與作者同籍的讀者立場上研究;比方對着英國文學,法、德、日、中的學者研究時,就分別站到法、德、日、中讀者的立場。這時,各國學者各以自己的母語進行研究,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因為他們須以各自的祖國背景與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見解與感受性,對外國作品作直接無隔的深刻反應,在這樣的「靈魂探險」途中,在學者內心深處情感的源頭上,語言必是母語無疑。這樣使用母語研究外國文學的第二途徑,顯然更可裨益與研究者同籍的讀者,同時也對作品的研究作出有特色的、而且是本國研究者所不易作的貢獻。外國學者與本國學者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可以互相補充和互相啓發。文學作品的生命,需要一代代的讀者去為它延長,還需要一國國的研究去使它壯大,第二途徑的外國文學研究是很重要的。

反過來,假如一味規定英國文學必須用英文來研究和發表,盲目相信只有英國人的闡釋才是權威或才有意義,那就是把法、德、日、中的學者全打入冷宮,不容許他們做更有價值的工作,也不讓法、德、日、中的讀者得到他們所特別能夠瞭解和接納的見識。

說了英國文學,再看看英國語言的研究,在這裏,外國學者能出頭嗎?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做出色的工作嗎?我們可以在一些英語研究所的里程碑上找答案。古英語的研究向來是德國人最有成績,因為德國是歷史語言學的祖家。廿世紀中葉英人坎貝爾(A. Campbell)的權威著作面世前,古英語文法的書籍差不多清一色是德文寫的。坎氏的書也不是獨一的,德人西弗斯(E. Sievers)原著而由後世學者修訂的文法是同等或更齊全的。西弗斯是英語研究的大人物,他系統考察過日耳曼古語,我們讀古英文詩歌都參考他的日耳曼古詩理論。

《牛津大字典》的字源工作,按字典初版序說,是他總其成的。

現代英語的文法書,最完備的是丹麥人耶斯帕生(O. Jespersen)的七卷巨著。這書是耶氏得到酒廠贊助的終生工作,身後由弟子續成。耶氏屢在書中評說別家意見,最常挑剔德人盧易(C. Luick),但也承認受盧易之益良多。他少見提及英人著作,似認為不足評說。

這些非英語國家學者的光輝榜樣告訴我們,英語研究並非只有英語國家的人方能夠做出成績。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教英語也不必是英語國家人士的專利。

我們把教英語的任務付託給英美人士太久了。他們過去的工作做得不算好,今天教統局的雙重目標「母語教育,學好英語」,他們是做不到的。我們記得,過去香港眾多英文書院為了讓學生學好英語,上課完全不用中文,還訂立校規禁止學生在校園裏說母語,那是抑制學齡少年母語發展的教學方法。現在英美教育界研究發展的教學法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為名了(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對待學生的母語當不會這麼粗暴。但是這些由英美人士搞出來的教學方法,能有效利用學生的母語能力嗎?我們知道,同屬拉丁系的意、法、西、葡等語言之間,能使用其中一種的人不難學會另一種,因為他很易體會到兩者之間的種種對應,也很易在上頭作語形、語音和語法的變換。中國人學英語時,他的母語能力是否也可派上用場?中英的差別大,兩者之間作對應變換的可能性似乎很虛渺,但如果人類語言真好像一些語言學者所說,有個共同的最深底層,底層與真實語言之間是系列的變換規律而已,那麼,任何兩種人類語言都會有些對應,都可以研究下去。在中國學生學英語的方法上,中國學者應當可以有很大貢獻。

(四)

《諮詢稿》是站不住的。中文大學早時要搞「國際化」,要盡量用英語授課,遭遇反對,就成立這「雙語政策委員會」來為英語教學找理據。「委員會」經多次會議,在《諮詢稿》中說出的道理是:由於英語是當今世上最通用的語文,所以中大應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這是不合格的推理,因為「英語最通用」這句話,並非必可推出「中大應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在邏輯上,後一句並非前一句的必然結論(sequitur)。中大的主要授課語言,應是最利中大學生求學的語言,那就是中大學生的母語,中文是也。說英語是當今世上最通用或最有用的語文,說得對,只是它並非最利中大學生求學的語文。

「委員會」對「當今世上最通行(或最重要、或最强勢、或最什麼)的語文」崇拜得過份了。人類史上,通行的語文來來去去,它們的興亡說出些道理。在公元前的地中海區,由於希臘工商業的成功,希臘語成了通行語言。因此耶穌教的聖經最初是希臘共同語寫成的。本來耶穌講道只用些猶太語言,但使徒保羅沿地中海傳教時使用通行的希臘語,他宣慰教友的「保羅書信」,以及在教友間先後出現的四福音書,都用希臘文。《舊約》的希臘文本出現,是由於猶太人自國亡廟毁後,流散地中海岸,他們漸已不會讀猶太文字,但希臘文卻懂多些,於是傳說有七十二位猶太學者合力把猶太經文史料譯出,編成「七十士本」(Septuagint)舊約聖經。通行語言的功能於此可見。後來羅馬教廷用拉丁文「普及本(Vulgate)」代替希臘文聖經,部份因為羅馬的政治力量使拉丁取代希臘語成為廣大地區的通行語,部份也因耶穌教成了羅馬國教後,拉丁成了大數目教徒的母語。與通用語言相比,母語更能觸動人的內心。教會很明白這道理,在傳教時把聖經翻譯成不知多少語言和方言(我們研究古語,常求助於聖經譯本;如已死的歌特語﹝Gothic﹞只保存在四福音書的譯本裏)。等到拉丁演化成法、西、意等語言時,聖經也有法、西、意文的版本。在中世紀末期,歐洲各地出現國語。這本是政治形勢使然,但是在眾多民族國家宣佈獨立前後,各地競相用母語代替通行的拉丁,而結果是文化學術蓬勃發展。史家稱為「文藝復興」的這個時代,顯示在教育功能上說,母語明顯比通行語言優勝。這一點史實是中學教科書都講的,只是「委員會」沒有注意,反而因見英語是時下通行强勢語言,就向大學推薦一種與文藝復興運動背道而馳的教學語言政策。

一個國家的國語興起,不是小事,須有許多人用心血灌溉。任何蒙昧的民族都有語言,但文化程度低的民族,語言簡單,不能用來作有深度的思考。要成為研究和創造的利器,語言須經過一番建設。德國人使用母語講哲學的經驗值得借鏡。中世紀時,哲學是用拉丁文講的;像笛卡兒的名句「我思故我在」就是一句英文字典也載的拉丁文 cogito ergo sum。德國的哲學界努力在學術上使用德文;有一位早期的哲學家說:「我要教哲學說德語!」這並不容易;連哲學大家康德的一些巨著也還有人發覺語言不十分圓熟。是一位又一位德哲的繼續努力,才終於使德語成為無往不利的哲學語言。我們的母語中文還須有許多現代建設,在一些西學上,它還有表達的困難。中文大學不在這些地方鞠躬盡瘁,卻回頭去效法從前的港大行英語教學,聞之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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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中文大學這麼輕易廢棄母語教育嗎?
—孫述宇—

  1. 路人 says:

    “丘成桐在哈佛的同事蕭蔭棠”
    個人猜測, 應是蕭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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