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救救香港
——向史美倫反映香港的大學教育（上）

游漢明  宋敘五

（網頁編者按）本文刊於5月1日《信報財經月刊》，值得細讀。兩位作者都是中文大學校友，游漢明現為城市大學市場學講座教授，宋敘五現擔任樹人大學退休教授。本文下篇將在六月刊登。

　　有人說香港的中小學教育要不得。看完了拙文，相信亦會有「香港的高等教育也要不得」的感覺。其中的原因是我們的領袖們貪慕虛榮，希望拔苗助長。

　　本刊第384期刊登了文灼非兄訪問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UGC，以下簡稱教資會）主席史美倫一文，談論了香港的大學教育。雖然史女士不是學者，沒有進修博士學位，但她從2004年開始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去年成為教資會主席，相信她對大學教育的機制瞭如指掌，非一般人所能及也。可是，從民間的角度來看，很多發生在大學?的小事故，正在蠶食在獻身於大學教育的教授們的士氣，再不來重新整頓，香港的大學及其學子的前景，真是不敢想像。這些都會是史女士在高位所不能看到的，是她無法感受到的。本文嘗試闡述香港大學界的一些現象及我們的看法。其實，這些看法是筆者撰寫本文前與三十多位不同院校教授的肺腑之言，雖然說不上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但相信是沉默一群的主流意見，可以給史女士作參考。文中提出的一些粗陋的見解，其目的在拋磚引玉，敬希讀者加入討論。倉促成文，錯誤在所難免。

推動香港大學教育背後的動力　　從1960年以來，香港的大學教育一向由教資會所操控。想當年中文大學被迫四改三，今天又被迫三改四，箇中的主角都是教資會。由於控制了對大學的撥款經費，大學不得不依從。有關教資會的功能，相信閱讀過上兩期史女士的專訪文章，大約可知一、二。2002年Sutherland教育報告書出爐，提出了從未有的突破，要將香港的大專教育來一個翻天覆地，成為了在教資會外的第二股改革動力。為了解這報告書的「造業」，讓我們列出有關本文的重點如下：　　一、提出製造不倫不類的怪物——副學士；　　二、提出強化大學的使命；　　三、提出所謂國際化；　　四、從精英大學制改變成大量生產教育制；　　五、在研究方面，從「不發表便死亡」走向「不合作便死亡」的道路去（《高等教育報告書》，頁53）；　　六、在教學方面，將會是為知識工作者裝備技巧，重新整頓及改變知識以解決當地問題，這明顯與傳統的獲得被動知識不一樣（《高等教育報告書》，頁53）。

　　第一，一向以來，大專界秉承英國的大學體系在學位之先有文憑 （diploma）、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等。副學士是美國教育的產物，不知為什麼一個英國人長久以來喝英國的奶、吃英國的麵包，竟然有這種超文化的思維，提出這樣「戇居」的建議，難得！我們查看當年在他管理下的愛丁堡大學，根本上亦從未有副學士的產物，只有高級文憑。奇怪的是，為什麼他要介紹副學士給香港，是當時的香港政府要求的，還是他想「整蠱」香港，內裡是否大有玄機呢？

　　第二，將大學清楚地分類成研究型或教學型。這原是很好的建議。但過了五年後，這個目的並不算成功，原因很多，主要是有大學不服原先政府在型態上的指定，及評審研究型與教學型績效的指標不配套。每所教資會轄下的大學成立時都有一個特別法案，訂明它的使命。因此是龍是蛇，早已決定。但往往有一些大學的領導，在行動上要根據自己的愛好，偏離指定的方向。例如城中有一所大學，曾被教資會三次警告偏離使命。

　　第三，國際就是一個名利場。我們很難判斷一所大學是否國際化。研究判斷的指標為何？大學教授抑或員工的國籍的多寡？是否用國際語言來教學？受其他國家或有關的教育機構接受或承認？教授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不過這裡也產生了一個問題：何謂國際學術期刊？）就拿以上的標準來衡量的話，大部分歐美澳的大學都會被排在外。

　　第四，離開精英制而走向大量生產制原是好事，但實際上我們只是從鐘擺的一端走向另一端。現在素質差了，變得難以控制，造成了很多用家的投訴。在管理上亦給人一種混亂的感覺，好像亞貓亞狗都可以提供學位課程。或是變成了政治的工具，用來美化失業率！

　　報告書認為這改變是必須的，但不會是一件社會奢侈品（This paradigm change is a necessity not a social luxury，《高等教育報告書》，頁53）。現在來看，這個論點好像沒有問題。對的，學位再不是社會的奢侈品，但卻變成了「減值」的商品︰售價愈來愈高，品質愈來愈低，好像街頭轉角也可買得到。

　　第五，其實香港的研究並不是如他所料走向「不是協作便是死亡」，而是變本加厲的墮入美式的「不發表出版便是死亡」之路。在教授的工作績效評審中，刊登於一流國際期刊是唯一的條件。表面上，很多院校都採用「4411」制＊，即教學與研究各佔四成，對學校與當地社區的貢獻又各佔一成。但是怎樣才算達到四成的指標，院校多有不同的衡量方法，例如要在某些國際期刊中每年發表一篇章，或每學年教授十二學分（即上下學期每周教授六小時）。骨子裡，一些院校對教授教學的成績並不熱中，只要文章的出處好，就算學生對教學的評價並不高，亦會隻眼開、隻眼閉。慢慢地，這樣的偏差形成了一道只重研究，不重教學及其他工作的文化。

　　第六，教學變得不重要。很多院校原來只負責教學的教員（instructor） 都慢慢被迫要做研究、發表文章了。既然只重研究，很多教授們對香港發生的問題並不熱中，因為純粹研究香港問題的成果很難在一流學科的期刊上發表。因此，《報告書》提出要重新整頓及改變知識以解決當地問題，在理論的層面上是合理的，但對那些眼中只有研究的教授們並不實際，尤其是新聘任來港的，因為他們要投入本地社會的文化及問題的機會成本很高，遑論要花時間在教學上。

　　從《報告書》的內容及一些反省，我們可以就以下方向作深入的討論。討論時，我們將附以有關案例，以支持論點：一、大學的目的是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寫成一本書。我們沒有這個水平。不過，我們從《大學》中找了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止於至善。」這是香港大學校訓的出處，也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大門的名句。但是香港的大學在這方面的研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聽到大學的行政人員經常說：「我們大學提供全人教育。」因此，培育出來的大學生樣樣皆能，偏偏是「在明明德，止於至善」的個人道德修養上不成，是嗎？

　　不妨回頭看看昨天的大學。

　　我們都是新亞書院畢業的，都知道新亞精神的內容是「為學與做人」。其實「為學與做人」不僅是新亞精神的基本內容，此乃中國文化的固有傳統。中國的古聖先賢有了學問、有了修養之後，將自己的學問、修養、品德，以做人、行事的方式表現出來，向學生、向後輩示範，中國人稱這種方式為「身教」，能夠以「身教」顯示後輩的被稱為「人師」。中國人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如果以效果來說，「人師」對社會的感動更能夠普遍及長久。

　　當年馬寅初教授任北京大學校長，因為反對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人口思想被批鬥，但馬氏始終不屈服。有人私下勸馬氏說：「隨便做個檢討，認個錯，也就過去了！何必堅持？」馬氏說：「我現在已經沒有開課了。我現在能夠教學生的，只有我的行事了。如果我在壓力下放棄對真理的堅持，何以對學生？」　　1919年發生五四運動，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了一些學生。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挺身而出說：「學生是我的，學生做錯了事，因為是我教出來的，一切後果由我承擔。」結果學生獲無罪釋放，但在當時的情形，事情可大可小，蔡元培很可能惹來殺身之禍，這是中國古人所說的「臨難毋苟免」。

　　「得志當為天下雨」！蔡校長不顧自己的安危維護學生。

　　當今的校長們，你們為學生做了些什麼？徐立之學弟，你是新亞畢業的，相信你了解新亞精神，那你又為學生作了些什麼身教呢？

　　當今的大學教育，正如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即是說，大學的學者做研究，不是為了修養自己的德行，而是為了誇耀自己的成就（請參看本刊第369及370兩期拙文《黌宮秘史》，文中所描述的全是真實的故事）。這樣的行為表範，又怎能作為人師。現在的老師見面時就說「我今年在什麼期刊出了多少文章」，多威風。

　　韓愈在《師說》中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但是我們已經很少聽見有老師說如何令學生能多了解某些理論或概念；如何將自己的教學心得與他人分享；如何以身教去教導學生注意道德操守。難怪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有學者認為「好為人師」是大「偽善」，但是可惜的是，推崇這種偽善行為的正是我們政府的教育官員啊！

　　案例一：

　　最近與一位業界的朋友茶敘。他與幾位不同行業的朋友分享一些有關香港大學生素質的見解，說：「最近我對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進行面試，他們的表現令人失望。特別有一名在香港排名不錯的大學生，他的畢業成績頗高。當時，我問了兩個問題。

　　『你可否告訴我哪一位是你最欣賞的教授？』　　他說了一個名字。聽後，我覺得很奇怪，於是追問說：『你說的這位只是助教而已，有沒有一些助理教授級或以上的呢？』　　他聽後，想了一會，搖頭地說：『沒有，我想到的只有他。』　　於是我提出第二個問題：『你可否告訴我什麼叫做"Promotion mix"呢？』　　那名畢業生聽後，又想了一會，最後無奈地說：『不記得了。』接著，又補充說：『營銷學的名詞很多，無法一一記得。我校用的是活動式教學，不用死記的。』」

二、大學貪慕虛榮

　　大學為社會事業，大學向社會籌款亦是必然的，以前香港大學、中大、浸會、嶺南等學院都是要向外籌款的，但現在為人詬病的是，大學校長們似乎要將全副精神用在籌款上。其次是政府高等教育當局（教資會？）用了太多的手法，逼誘大學向外籌款，時有大學校長表示不滿，但亦不敢出言反對。教育局前局長用配對籌款方式，逼大學向外籌款。他自詡這是一種「天才兒童」的發明；但這種「損不足以奉有餘」的手法，有違教育中所應有的「公平原則」。香港各間大學強弱之勢的形成，早有其歷史及社會原因，非現今領導人之功。若因某大學得到捐款多，政府便補助多；得到捐款少，政府便補助少，這樣會增加各大學間的不公平性，非教育界之福，亦非教育當局所應為。

　　現在香港各大學的每一座建築物，都已經名樓有主，都是一些富豪的名字，其實這是一個並不太好的方法。其一是這個方法有「排他性」。也就是說：一座樓只能賣一次，它既姓張就不能改姓李（除非校方因某原因拆卸原建築物，重建後改名，中文大學的李達三樓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二是，這些富豪，除了有錢之外，並無其他可資稱道之處，學生與這些名字「朝見口，晚見面」，並不太好。

　　前文提到，以前的香港大專院校亦向外籌款，但捐款以不附條件者為多，即用學校建築物命名者亦少。現在則多數富豪要求以其名字命名，而大學亦樂意為之，對其後遺症則不顧。這種風氣愈演愈烈，終於到兩年多前，有富豪要求學院以其名字命名，而大學主持人亦曲從之。我們非常欽佩郭家麒議員的勇氣，敢於反抗這種不合理的事。郭家麒真可說是有孟子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香港八間大學、文學院並沒有一座屈原樓、司馬遷樓、蘇東坡樓、李太白樓。工學院沒有一座魯班樓、詹天佑樓。醫學院沒有一座張仲景樓、華佗樓。現在，座落在市區中的幾間大學，都已經因為空間無可發展而變成石屎森林，其中尤以浸大、港大為最，理大、城大次之。在令人無法透氣的石屎森林之中，抬頭即看到各大富豪的名字，青年學生的心靈空虛，染上同樣的心理病，自是必然（參看以下例子）。

　　案例二：

　　有些大學由於要打國際牌，已開始規定每名學生必須參與交換生計劃或internship。這種做法對貧窮學生的影響尤以前者為甚。交換生計劃費用不菲，他們原本是可以選擇的，但卻由於同儕的壓力 （peer pressure），唯有向財務機構借貸，款額在三萬元左右。

　　某校學生事務處有一名行政人員曾對這些窮學生說：「家境有困難，不如選擇另一個途徑好了（即internship，在一些企業內實習）。」但是學生回答說：「別的同學們大多都作出這個選擇，我也想嘗試。不去的話，很難面對其他同學。」　　「其實，在國外交流可以做到的，留在香港也可以達到。只是短短的幾個月，實際做到的也不多，但留港可以減少你的債務，你必須三思而後行啊！」最後，這個同學並沒有接受行政人員的意見，但他不是唯一的一個。

　　假若一名學生在大學三年中，每年向政府貸款四萬元，三年便已十二萬，加上交換生計畫的支出，數目達至十五萬。從副學士升上大學的學生，借貸更為嚴重，副學士三年，亦需十二、三萬。因此，拿了一個學士學位，欠債可達二十八萬元。學士畢業生的薪酬若是一萬元，每月償還二千元，免息貸款的都需要十一年才能還清；每月三千元，需時七年半。

〔下期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