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陳皮十三妹

《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周愛靈著,羅美嫻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網頁編者按)《花果飄零》一書新近出版,各書店有售,此書評之作者七十年代中畢業於新亞書院,此書評自其網頁(http://www.the-backwaters.net/2011spring.html)下載並轉發。

作者周愛靈在書中把新亞書院的誕生、掙扎求存和加入中大前的一段「惡鬥」歷史(1949-1963)寫得十分清楚,起碼是一個對三個主要參與或角力群體—-(一)1949年大陸南來的新亞創辦人;(二)始創期的主要資助機構:美國非政府機構,特別是雅禮協會Yale-in-China;和(三)港英政府—-在環繞著新亞之存在與未來,於那歷史時刻上作的考慮,作了有力的猜測與求證。主要是透過考察書院及政府等機構的有關文獻而勾劃出上述三方的立場—-為何成立,為何資助或容讓書院的成立,及至最後為何新亞終於成了中文大學創校期三個成員書院之一,各方有關的考慮(主要是政治考慮)為何。

文獻之外,如要尋索其他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從而回頭幫助詮釋文獻,往往就需要進一步了解局中的主要人物。本書對這些人物的背景、經歷與內心世界沒有進一步探究,是個小瑕。不過,大部份早期的有關人物已不在世,訪談怕不可能了,倒是新亞創校的學者們著作等身,不單是就書院而寫的學規、校訓、宣言、聲明等,他們的學術文章亦能透露其思想精粹,如能細閱,想必會更加了解這段書院歷史及有關之政治與衝突。

但全書的命題清晰,所作的權力分析流暢而不牽強,讀者自能讀明,不在此重覆。本文只提出幾個「額外」的觀感:

1. 當爭論應否成立中文大學時(約是1950年代中至末期),港英或港大方面的立場言論,從今天的「政治常情」來看,真是難以想像地充滿傲慢的殖民主義色彩。今日,表面上時代也許「進步」了(這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崛起」無必然關係) ,但若以為明目張膽地指「做學術的語言就是西方語言」—-確指英文—-經已一去不返,則錯矣,這看法以潛台詞出現於四方八面,而中大對於抱這種老殖民者立場更是沾沾自喜。

今時今日,殖民主義借「全球化」的外衣還魂。中文大學更加連中大成立時對「中文」兩字理解的最基本底線—-以中文為大學授課的語言—-也守不住,或不去守,根本上,當日稱「國際化」,今日潮語是「全球化」,本就一樣,是多樣化的書院精神(例如:新亞在中文大學成立時就自行解釋中文大學之「中」字是指「中式」,加入了大學的新亞是要保持興辦中式大學教育)要存活的必然剋星。奇怪的是,河水流到今天,轉過彎角,真相大白,本書作者訪問1970年代中期以新亞校長身份加入「大學改制委員會」的余英時,他還是認為當時他自行背離新亞校董會立場,去贊同學術與行政權力全歸中大中央當局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因為中大集權所代表的「國際化」對發揚書院(新亞)精神甚有裨益云云。

2. 余英時可謂不單後知後覺,其實是不知不覺。此際我們重看新亞創校人經過連年苦戰,到終於成立了中文大學,錢穆先生(余英時之老師)便先知先覺地洗手辭去所有職務,不再與中文大學有任何關係。對中大明知不能寄予厚望卻又留下來的錢先生的老同志們,他們不是昧於現實而是企圖超拔於現實,但這樣便等於要在未來歲月無休無止地與中大中央展開嘔心瀝血的拉鋸戰。

這場戰爭表面上是新亞與中大中央對陣(也涉及來自雅禮方面的所謂中間斡旋的壓力),事實上,如不是昧於現實,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真正要面對的,就是社會上對大學教育的功利主義的看法—-甚至在1950年代與港英談判的黑暗時刻,新亞的學人們就曾經想過未來讓書院分流收生,一流收「為理想而讀書者」,一流收「為職業/文憑而讀書者」。這個妙想天開構思當然沒有落實推行—-也許是一流爆滿另一流收得三兩小貓這個殘酷現實,誰也不敢親眼目睹。不過,讀這一段歷史令筆者忽然恍見一抹「理想」自天外重歸,並在「教育」之附近徘徊,令人疑在夢中—-果在夢中﹗

本書作者雖然集中做「權力分析」工作,對新亞之辦學理想亦認為極有時代錯配之嫌(宋明書院理想怎能體現在二十世紀處於冷戰局勢下,實利的英國人手上的左有中共政權、右有國民政府的棋局中?),但她對之絕無半點嘲弄,亦屬厚德。

其實,既作為理想,隔著時空也不一定變得不相干。只是大家可能都估計不到過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關,「富貴」—-二次戰後由美國啟導擴及全球的認為富裕生活來臨是指日可待的意識型態—-在香港十分輕易被追隨,加上讀書乃致富之途更是古已有之,故此關難過,錯配便要做成了。

3. 去留之擇—-錢去唐留。唐君毅先生在1974年退休前的悠長歲月裏,與大學中央從未間斷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奮力抗爭,其時常聞他在開中大的高層會議時會獨白三小時,一再曉諭出席之權威人士「教育」之「理想性」,再加上他從未間斷的寫作與學問工作,難怪退休後兩年(中大正式集權的那一年)即發現患上癌症,兩年後逝世,積勞成疾,比錢穆短壽廿六年。

提起保留教育的一點理想性,頑抗功利性,也許在筆者進入新亞書院(1972年)時,大學功利之勢早就塵埃落定,不可逆轉;筆者猜測唐先生(聯同當時已加入了新亞書院哲學系的牟宗三先生)只能期望「守」著一個哲學系了。

筆者在面試上初見兩位前輩,當年既不識系裏有大師,更不知眼前的誰是誰。日後猜想:那位應是唐先生的老者一再關切地問我的家人會否反對我入讀一個沒有「錢」途的哲學系,殷殷之情,令我有點尷尬—-因為我的家人根本不知道我報了甚麼系。而那位現在想來必是牟先生的老者,則問我讀甚麼書,我想起近期讀了的有一本羅素、一本尼采,好像屬哲學書,答了之後,又想起剛在舊攤上買了孫子兵法、牡丹亭和西廂記準備看,牟先生聽了這些好像很有興趣。總之,記得如此地透過翻譯進行了三兩回合的對答後,我竟然哽咽起來—-好像有點回到了「家」的感覺。那個家,在我而言,當時以及日後也不是狹窄的儒家,甚至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一些關切到讀書、理想,並讓這些在教育機構中出現的星火一剎。

4. 最後一談本書對「政治中立」此話語之詳盡分析。新亞之被港英容忍而成立於一九四九年的香港,又被美國非政府機構施以援助,因為它當時有著大家都需要的「中立」形象。以之後的「常識」看,新亞掛青天白日旗、校慶在十月十日、反對中共踐踏中國文化,怎可說是「政治中立」?但偏在當時(1949年),中共政權未站得太穩,英美偏向反共,但也要保持可能與中共日後建立友好關係的大門不關上,所以,偏右可以,但只要有「維護中國文化」包裝著,便大可過關—-雖然對新亞仝人來說,維護中國文化不是包裝,是根本追求,連掛旗、雙十校慶都是基於這文化意義,與偏右無關。相反,同樣情況—-掛旗、雙十校慶、甚至後來連偏重中國文化的學術課程,又會在一朝變成「非政治中立」,必須全部改變,新亞才有繼續存在的可能。引起變化的關鍵,就是1950年代中共與英國政府關係已是「大有潛質」,而美國非政府機構在中共穩坐江山下也不見得願意放棄一個回大陸發生影響力的機會。這就是「政治中立」。

政治中立,從來就是由統治者界定,是為合理化統治者的立場而服務。本書對該時期這套話語所發生的「妙用」分析得很透徹。可惜,對同樣關係重大的「政府介入大學教育」則沒有同樣深入的探究。

政府介入大學教育,特別是由它來承認或頒授大學的學位,隱含了甚麼意義,是歷來對香港的大學教育研究的一個盲點。也許是學術研究者少不免從那裏出身,或在那裏工作,很難面對一個令人難堪的現實—-

若真正要理想、要知識、要學習、要改革,又何須到政府承認/資助的大學去?更何況是昔日擺明車馬為散播西方文明及保持管治運作、而今日則擺明車馬為全球化安排人力資源的本土大學教育?

走進去,大家都走進去,授受學位之間大學生得到謀生本錢,這是政府介入大學教育的終極底線。

走出來,大家都走出來,在建立理想、知識、學習、改革之中,創造和發揮出共生本領,是另一回事。在今日是很渺茫了,很難再被提出來了。

新亞的故事,本書只說了1949至1963年的部份,卻其實已說完了,再續下去,也沒有甚麼可以續的—-也許,除了這一點關於「本錢」與「本領」之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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