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我和阿輝的交往

雷競璇

 

按:在6月8日晚上阿輝的喪禮上,有一個追思環節,我準備了講稿,但當時由於時間不足加上參加喪禮的人為數眾多,不宜發言過久,結果我只讀出了一小部份。之後我將原來講稿略加整理,現發表如下,作為我對這位相交相知四十年的友人的懷念。

—雷競璇

在今天的喪禮上,我要發言追憶和阿輝的交往,既心情沉重,思緒亦無比複雜,感到千言萬語也說不清心裡的話,但仔細思量,又覺得不知從何說起。我相信,在座諸位多少亦有同感。

 

我和阿輝認識,始於四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七零年,在這一年,我們一同進入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阿輝在社會系,我在歷史系,當時的校舍在土瓜灣農圃道,規模細小,學生只有七百左右,同屆同學之間,很快互相認識,阿輝和我除了讀書之外,也關心社會,有不甘沉默、訴諸行動的性格,交往因而特別頻密。之後,只有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這十年之間由於我不在香港而只能魚雁往還,其餘時間我們都緊密聯繫,共同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各種社會運動。雖然稱不上事事共同進退,但在嚮往進步、追求公義方面,我們的確見解接近,互相扶持,達到李白詩句所謂的「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的境地。現在人天相隔,而我又思緒淩亂,實在無法系統地總結這幾十年的相知相交,只能對一些零碎的片斷,略作回憶。

 

我們在大學就讀的幾年,也是香港學生運動開始蓬勃發展的幾年,經歷比較早的一次,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而歷時較長、動員比較廣泛的,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在今天的喪禮上,有一本紀念特刊,內裡有一篇麥洛新的文章,當中提及的一個情節,重新引起我的回憶。保釣運動在香港的一次重要事件,是「七七示威」,主要由專上學生聯會發動,日期是一九七一年的七月七日,借抗戰爆發的紀念發起行動,地點是維多利亞公園,這正是阿輝和我在大學的第一個暑假。當時法例禁止三個人以上的公開集會,所以這次示威屬於非法行動,警方事前警告,聲言必定嚴厲對付,各院校學生因而要想辦法避開警方阻擾,進入維園,否則示威無法舉行。阿輝和我等一班新亞學生經過仔細商量部署,在當日黃昏,從新亞校舍的後門離開,避過在正門監視的警察,經由九龍城碼頭坐船到灣仔,再步行到維園,從其中一個側門將我們負責攜帶的橫額、標語牌等物品運入公園之內,示威行動因而得以展開。結果一如所料,警方強力鎮壓,不少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記憶中有二十多人被捕,但阿輝和我都沒有被拘控。之後是警方對被捕者的起訴,審訊期甚長,阿輝和我每天到法庭聲援,其中有一天記不起是甚麼緣故,我們被拒諸門外,不能入庭聽審,到了中午時份,依然不能入內,阿輝和我開始忍不住,商量後弄來一罐餅乾,向守在門口的警察說要向庭內的人送食物,企圖衝進去,結果被一個洋警司連同幾個警員將我們兩人推出來。當時我其實有些膽怯,但由於和阿輝一起,才有勇氣作此行動。回顧在大學的幾年,類似的抗爭還有不少,但時日遠去,印象逐漸模糊,現在難以一一憶述。最近一兩年我隱約有個想法,希望通過檢索當年的報章、學生報和學生會等記錄,整理一下自己那幾年經歷過的學運,如果真的進行此項工作,阿輝是極好的伙伴,可惜現在是無法合作了。

 

一九七三年,我擔任中大學生會會長,阿輝擔任新亞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當時學生會的工作,主要圍繞所謂「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這幾條主線。在這一年的暑假,我們組織了一個團準備到台灣,在當地的參觀訪問由國民黨的青年反共救國團作出安排,我作為團長。在申請期間,我收到一個電話,是台灣派來的人要查詢一些情況,約我在某日到大會堂旁邊的花園內的某張石凳見面。我抵步時發現是一個黑黑瘦瘦的中年男子,能說廣東話,但有口音,直覺上覺得是個退役軍人。他其實主要問一個問題,就是我有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我微笑著對他說,我明白他的用意,但不想說謊,向他說:當時的大學生,沒有幾個是不曾去過大陸的。而事實也的確如此,當年雖然還在文革期間,但有那麼幾年內地比較寬鬆,入境容易,旅費便宜,而大專學生對內地又非常好奇,每每趁假期回內地到處跑。結果我們這個台灣團在出發前夕,我這個團長被拒入境,由阿輝代為擔任團長。說真話要付出代價,對我來說,這一次是很好的體會。阿輝從台灣回來後告訴我,旅途中凡遇上官方,他們都提出抗議,他也告訴我,由於國語說得不流利,沿途也鬧了不少笑話。

 

不過,到台灣去的這一次共同出訪雖然沒有成功,過了三十多年,我們有了兩次一起壯遊的機會。首先是在二零零五年,我們參加一個人數很少,有歷險性質的團,到達新疆,從南到北穿越羅布泊,中間遊歷了樓蘭古城。當時是十二月,非常寒冷,我們又要在野外露宿,阿輝和我冒著大約零下二十度的氣溫,瑟縮在一個單薄的帳篷裡,兩人都不敢入睡,怕睡著了會被凍僵,從此不再醒來。第二天天一亮,阿輝就爬起來在野外打太極,然後跟我說覺得渾身暖和,在喪禮上播映的照片,有幾張就是阿輝當時打太極的留影。然後是二零零七年的夏天,我和阿輝還有幾個朋友,租了兩輛四驅車到內蒙古闖蕩,從包頭出發,向西走,穿過鄂爾多斯草原,到達河套,參觀完黃河中間的胡楊島後折返包頭。在喪禮上派發給大家的紀念特刊,有一張阿輝在鄂爾多斯草原打太極的照片,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覺得很能體現阿輝的氣質。中國的西北地區和我們南方不同,歷來有所謂「北方質樸雄偉,南方文彩綺麗」的說法,我覺得阿輝能夠將兩種氣質糅合,既有赤子之心,又有大丈夫氣慨。這兩次的壯遊,現在成了我珍貴的回憶。

 

最近這幾年,阿輝和我合作得比較多的,是對中文大學的倒行逆施,進行嚴厲的批評。大約從零五、零六年開始,這些倒行逆施,連綿不絕,首先是借發展校園為名,濫伐樹木,然後又以重建書院制度為藉口,設立幾間新書院,目的看來主要是借此向富豪和大企業籌款,以及結合學制三改四的機會,盲目擴充;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以國際化為名,改變中大歷來的教學傳統,放棄以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我們一群不同時期畢業的校友,覺得情況嚴重,於是組成一個關注小組,提出抗議,阿輝從小組一開始就是主要成員,擔任發言人,出力最多,也因此成為了令中大高層感到頭痛的人物,紀念特刊內收錄了兩篇阿輝的文章,都屬於此一時期的寫作,很好地反映了他和小組其他成員的意見。我們在青年時代都因為有中文大學的存在而得到培育,對中大懷有深厚的感情,不希望這所在我們心目中本來有志氣、有使命感的大學,淪為政府的尾巴、財閥的附庸。幾年下來,我們的據理力爭得到甚麼成績,實在不知道,也不敢心存僥幸,因為畢竟大氣候、小氣候對我們都非常不利,但有一件事我倒是比較肯定,這就是透過阿輝的熱誠參與和積極活動,令到和他有所接觸的年青校友以至在校同學,體會到中大學生歷來引以為榮的不平則鳴、不畏權勢、敢於抗爭是甚麼樣的傳統。教育是薪火相傳的事業,我覺得阿輝的言行舉止是薪火相傳的極佳示範。

 

今年四月初,阿輝邀請我們夫婦到羅湖探訪,這是我們雙方說了好幾年之後,我們第一次到他羅湖的家,他引領我們參觀他重修了的祖屋,又帶我們參觀屋旁的沙嶺墳場,沿途和老幼鄉親打招呼,當時是暮春,山頭上幾株宮粉羊蹄甲開花開得很燦爛,遠處還有幾株高大的木棉樹,也是開了滿樹紅花。沒有想到,這是我和阿輝最後一次見面,冥冥中的事情,真是說也說不清。阿輝經常往來羅湖和馬鞍山,我住在大埔,剛好在兩地中間,他不時在途中經過我處,往往在門口大聲呼喚,然後大家聊上幾句,或交換點甚麼東西。他離去後,此情此景,不會再出現,我感到無比失落。死亡是大家共同的歸宿,只是誰也想不到,阿輝走得這麼早,成為同輩朋友中最先辭世的一個。天意難測,天心難逆,真是無可奈何。最後,我想朗讀一首北島的詩,作為發言的結束。我並不特別喜歡新詩,但北島這首早年寫成的詩,很能表達我心底的無奈,以及理也理不清的思緒。詩的題目是「一切」。

 

一切都是命運

一切都是煙雲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愛情都在心裡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

一切希望都帶有注釋

一切信仰都帶有呻吟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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