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
關子尹

﹙網頁編者按:中大的教學語言問題即將引起重大爭論之際,我們向讀者鄭重推薦關子尹教授以下一篇文章。此文曾登載在2005年2月出版的《中大學生報》特〈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上,是一篇視野宏、見解精闢的文章。現徵得關教授同意,在此重新轉載。此文其實是一節本,全文原題《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兼論「語文作育」與民族語言命運問題》,發表在《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Vol. 16,No.1﹙53﹚,2005年2月第1至11頁。作者關子尹是中大哲學系教授。此文雖較長,但值得好好細讀。﹚

1、 楔子:故事兩則

腓特力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是普魯士德國近世的開明君主,而巴哈﹙J.S. Bach﹚則是德國音樂史上的巨擘。在巴哈次子C.P.E. Bach的引見下,巴哈於1747年獲腓特力大帝接見。據說二人晤面時前者第一句話是問「你說不說法文?」三年後,法國文人伏爾泰﹙Voltaire﹚到稔熟的腓特力王庭上作客。大概是賓至如歸吧,據云伏爾泰曾有以下一段家書:「我簡直就像在法國一樣,這裏的人只講我們的話,德語只是用來對士兵和對馬匹說的。」

對心儀現代德國在文學、音樂和哲學上都卓有成就的學者而言,上述情景,真匪夷所思。此中緣由,應自「三十年戰爭」說起。所謂三十年戰爭,是指1618年至1648年間歐洲多國的宗教、政治、軍事、經濟等力量的一場總角力。德國由於地理和戰略上處於利害的要衝,成為三十年戰爭中最被蹂躪的地區。經年戰禍除令德國的經濟重創外,最嚴重的後遺症是文化上長久地失去活力,包括對德語母語的自尊和自信。當時歐洲列強中的法國成為三十年戰爭的最後勝利者,法語便成為德意志民眾趨之若鶩的高貴語言。

2、 萊布尼茲論「語文作育」與「德語思維社會」

德國民族十七世紀間形成的對母語輕視的風氣,引起了學界的反省。其中,以哲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的見解最深刻。萊布尼茲是德國啟蒙運動中的一位「文藝復興人」。萊氏等身的著作中九成以上是以拉丁文或法文寫的,以德文寫的著作甚少,但其中卻有兩篇論文是分析德語的特點和討論德語的前途的,分別是:

  • 1. 〈關於德語運用與改善的一些未合時宜的思想〉﹙1697﹚,
  • 2. 〈向德意志國民勸誡,著其更妥善地運用其理解和語言,並附帶提出締建一德語思維社會的建議〉﹙1682﹚。

這兩篇文章主題統一而內容呼應,充份反映了萊氏對德語母語現況的憂慮及其前途的關懷。其中醞釀了「語文作育」﹙sprachpflege, language care﹚和「德語思維社會」﹙deutschgesinnte gesellschaft﹚這兩個極重要的概念。

語文作育這概念無論從語言、文化、教育,甚至哲學等角度觀察,都有深刻意義。這概念和今日所謂「語文規劃」﹙sprachplanung, language planning﹚頗相近。因二者都意謂一民族應對所用的語言文字作某些施為,使該民族的語文朝向其意欲的方向發展。所不同者,是語文規劃主要是從政府政策的角度入手,而語文作育則主要就語言群體中每一使用該民族語言的同儕所應承擔的使命和責任去考慮。至於「德語思維社會」的建立,正是從語文作育角度設想,其目的是要讓一眾德意志國民,藉著各種語言活動的積極參與,使德語和德語文化的活力得以長久維繫。從歷史上看,「德語思維社會」這名目並非萊首創。事緣1942/43年間,德國漢堡便曾有名為「德語思維互助合作社」和類似組織的建立。這些語言互助組織都抱同一宗旨,就是要力拒外來詞侵入德語領域,以保存德語的純粹。然而,萊布尼茲「德語思維社會」的構思只堅持不應忽視德語,而不強調保持其「純粹」,更不同意排拒外來語言元素,以達至所謂的純粹性。萊布尼茲不同流俗處,是於重視母語之餘,表現了包容外語的胸襟。這份胸襟,百年後的歌德以下一語最能相契︰「一種語言之力量,不在乎能把外來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

3、 萊布尼茲論德語的長短—–就德語的兩項「欠缺」與萊布尼茲商榷

〈未合時宜的思想〉一文中,萊布尼茲對發展到當時的德語作了簡略的總結,以揭示德語的長處和短處。就長處而言,萊認為德語長於「以感官能力去掌握……特別是涉及物質世界、和技術及手工藝方面的事物。」相對而言,萊卻認為德語於精神文化方面顯得短缺。而短處主要有二:第一是欠缺「心靈搏動的一些表達方式」,第二是欠缺「抽象而多變的認知表述,包括邏輯和形而上學等術語。」前者可引申至文學的情意領域,而後者則直指哲學的觀念世界。萊布尼茲的反省固語重心長,但如對德語的歷史看得仔細一點,則必須指出,其關於德語語言資源兩項「短缺」的判斷,並不完全屬實。

先就情意領域的用語而言,德國其實自十二、三世紀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起,便有抒情詩的傳統,這傳統於十五世紀的Paracelsus達到了哲學和詩意融合的境界。再往後一兩世紀的巴洛克傳統中,Paul Gerhardt的詩句,以濃厚的宗教感襯托出廣大而細緻的胸懷,其許多詩句被巴哈編成辭曲雙絕的歌曲,幾百年後的今天仍教聽者動容。至於Angelus Silesius的詩句,其靜謐而深邃的存在感,到二十世紀還博得海格特等哲學家的青睞。其次就所謂「抽象哲學用語」的欠缺問題,我們應指出,十、十一世紀的Kotker von St. Gallen早已透過古學的翻譯為哲學德語奠定基礎。一世紀後,Hildegard von Bingen開德國密契論的先河,到了十三、四世紀,終於出了埃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學者Eucken《哲學術語簡史》一書即指出,從埃克哈特的著述所見,大量「以人類精神心境的內容為對象」的德文詞彙已被締造出來了,其中不乏日後康德和海德格慣用的語彙。埃克哈特死後,Seuse和Tauler承繼其香火,到了十六、七世紀,密契論另一巨擘貝美﹙Behme﹚再把德國哲學語言推至另一高峰。

由是觀之,十七、八世紀之間,德語與其像萊布尼茲所說一般缺乏,不如說是德意志民族於三十年戰爭後對母語失去了自信,並因媚外和疏於作育,以至德語在民間和在學院的力量非但沒有寸進,反而連一些重要的古老元素也遺忘了。換言之,萊布尼茲委實低估了他以前的德語傳統。但其對「時弊」的刻劃畢竟重要,因為如果連有心人如萊布尼茲也會把德語固有的優點忘記,則當時德語所受傷害之深之劇,實比萊所設想者尤甚。

萊布尼茲雖然低估了德語的固有傳統,不過,現代德語如欲再展光芒,文學與哲學確是關鍵。歷史結果沒有辜負萊氏所託:因為萊身後百年之內,德國文學界英才輩出,包括足可與英國莎士比亞媲美的歌德和席勒;而哲學界人才更不遑多讓,其中當以康德和黑格爾最為傑出。這新一代的文代巨人一改前代對德語輕忽的態度,轉而活躍地使用德語。他們切實履行了萊布尼茲要求的「語文作育」的義務。結果,在他們的學術思想不斷獲得嶄新成就的同時,現代德語蟄伏已久的潛力在他們「筆下」不斷被推向高峰。

4、 從萊布尼茲的「勸誡」到近年德國學界的聯署事件

萊布尼茲當年面對的處境,印之於今日德國,幾乎歷史重演。萊的世代正值神聖羅馬帝國﹙實即未統一的德國﹚戰敗後的幾十年,這和今日德國仍未完全擺脫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陰霾雷同。而萊布尼茲當年經歷的「西風」,今日德國同樣要面對,所不同者,是今日的西風不來自法國,而從更遠的美國吹來。

2001年6月間,德國一群大學教授發動聯署,就英語銳不可當的壓力下德語作為學術文化語言的前途問題向德國十六邦的文化部、科學部及教育部發出公開信。該信由三十七人聯署,包括文、理、社會、技術等學科之教授。公開信促請德國政府正視德國大學界語文運用上幾項發展趨勢:其一是愈來愈多大型國際會議只以英語進行,甚至在一些以德國人為主要對象的情況下也不把德語列為法定語文。其二是德國許多學術發表園地只接受英語。其三和最嚴重的是一些大學的基本課程的教學語言竟然捨德語用英語。

聯署顯出,德國知識界對德語的命運已產生了極大憂慮,這憂慮除涉及學制外,還直接關乎萊所謂的「德語思維社會」的存廢問題。聯署信直言:「﹝我們﹞目睹德語將要被英語摒之於德國各州的學術事業之外這一危機。現特函請閣下正視有關問題。我們還注意到另外一項危機,就是我們學術上賴以思維和社會上賴以傳播知識的那一原始的語言基礎將於五至十年內喪失。」面對這些危機,聯署者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1. 德國各州文化部應作政治動員,仿傚法國人的做法,在英語之外確定德語作為一切德國境內的學術會議的法定語文地位;2. 運用公帑把各種研究成果整理後譯成德文,俾一般民眾得以接觸和分享;3. 必須確保德國大學中以德語講授的基礎課程不會因為對英語的偏好而被草率地排擠。」

聯署者提出的控訴,用萊的口吻說,就是德國學界正在放棄「語文作育」的責任。聯署者提出幾項救亡措施時,以悲涼的語調把目標訂出:「並不指望重振德語,使再度成為一種學術世界的國際共同語」,只「但求德語作為語言於國內不被忽略,和受到應有的保護和得以繼續發展」。回想德語自康德、歌德之世的光芒,到今日這一境遇,實教人低迴。如果連這番努力也放棄,則德國高等教育最後只能造就一群與國民社會割斷了關係的,再不能以德語母語從事學術書寫、講論、甚至思考的「孤立的精英」﹙eine isolierte Elite﹚。情況如一至於此,則德語在學術思想領域將再無翻身之日。

5、 從「語文作育」的觀點看今日漢語面對的挑戰

有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萊布尼茲的勸誡,乃至近年德國學界的公開聯署,與今日中國亦有某一程度的關係。樞要就在於英語已成為難以匹敵的世界語言這一事實。此外,在中國全面邁向國際化的要求下,各種生活面﹙特別是高等教育﹚愈來愈多運用英語將是大勢所趨。當然,以漢語幾千年的深厚傳統,其面對的挑戰或許沒那麼嚴峻,但所謂未雨籌謀,我們看到萊布尼茲當日和今日德國面對的困境,便應及早反省、研究,甚至辯論種種有關問題,俾能擬定對策。由於問題的複雜性,以下只是提出幾點意見,以期拋磚引玉。

a.    在國際化的風潮下,英語無爭議地已成為世界語言,在此條件下全國加強英語作為第一外語是很自然的。從教育的觀點看,學習外語除了讓國人掌握多一種渠道以獲取新知識外,最重要是有利吾人心智的開發。因為透過語言的對比,世人會認識到事物和事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切入方式,從而更容易跳出狹窄的視野,並因而對自身的語言文化加深理解──包括其真正價點和其限制。歌德曾說:「一個人不懂外語,便也不懂其母語。」這話雖稍誇大,但意義還是很深遠的。換言之,在語言政策上,我們首先不應採一「排外」的態度。

b.    我們重視英語,卻不能以漢語的忽略和荒廢為代價。新中國重視英語固然好,但必須正視國人以漢語為母語這一語言現實,清楚地把英語教育朝向「優質外語」,而非「模擬母語」的方向定位。所謂優質外語是指在堅持母語不被忽略的條件下,盡一切資源加強英語作為外語的地位。所謂模擬母語是指在漢語本土辦教育時罔顧語言現實,以為只要把種種本應以母語運作的語言平台都以英語替換,國人的英語便可「形同」母語一般云云。總言之,母語作育加優質外語才是國人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門;相反地,模擬母語根本是捨本逐末,弄不好很容易像當年萊布尼茲看書展後所說:「許多人沒學好法語之餘,竟連德語也生疏了。」換言之,我們重視外語時,不應採一「媚外」的態度。

c.    今日習外語者奉英﹙美﹚語為圭臬乃大勢所趨,但高等教育的策劃者,必須能跳得出此一窠臼,才是上算。至於具體作為,大底可有兩點:一、是英語以外,重點開發其他重要語言資源﹙即所謂「他語」﹚,為國家培植另類語言人才。此中,一些具豐富文化傳統而今日仍有一定地位的語言可列為首選。二、未來的大學教育應鼓勵學生,特別是研究生以掌握「三語」為目標。所謂「三語」就是一種母語加兩種外語。三語於教育上的最大優點,是讓吾人從事比較時能跳出「兩極對立」觀點。更有進者,今日之全球化﹙globalization﹚其實已成了美國化﹙Americanization﹚,他語和三語的進行,撇開教育上的好處不談,在長久考慮下,其文化戰略意義亦不言而喻。

d.    回到語文作育問題上去。德國學界的聯署中關於德語被輕視的幾項事態中,大學基礎課程之「重英輕德」其實是所有問題中最為嚴重的。要知,大學講堂乃一民族之語言最重要的「作育」場地,往往也是老師的學術思想最能發揮原創性和得以凝聚的場合;更重要者,大學講堂是一民族的學術文化和知識價值跨代傳承的最重要機制。所以,在以本國學生為主的情況下,捨母語而全面英語授課從教育上看固違背語言現實,而從文化政策上看更是「自毀長城」。香港多所大學一直以來強制要求老師以英語授課,是從未充份考慮語文作育的文化使命,其經驗不足師法之餘,反更顯出像香港中文大學般一直堅持的文化角色的重要。可惜近日香港中大為了國際化的目的,正在誘探各系來年能否提供足額英語課程以收取外地學生為主修生的措舉,加上近年全國重點學府如北京大學也曾對師生作類似要求等,這些發展都是令人憂慮的。

e.    赫爾德﹙Herder﹚認為,一語言要健康發展,有賴一高質素的語言群眾。大學師生乃國之棟樑,都負有把各領域的知識研習、反省、乃至批判、開拓的職責。與此同時,大學師生對於國族語言的作育,顯然也責無旁貸。我們須知,把各領域的尖端知識自全球的學術平台汲取回來後,能否把這些知識真的留住,並盡快回哺到中學、小學,乃至廣大的國民大眾中,全視乎大學的一群師生能否以母語把這些尖端知識重溫、思量、講論、爭議和應用。因為只有這樣,外來知識才能內化到民族的語言中,慢慢成為民族的共同思想資源。因此,大學師生,特別所謂「海歸」一族,他們於以外語發表著作之餘,亦絕不應放棄以漢語就其所識履行語文作育的責任。

f.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世上各民族語言一一向英語讓步將無可避免。在英語的強勢下,各種語言能堅持到哪一地步和能堅持多久,全是一文化動力學的問題。其中涉及許多因素,而最主要者有二:一、一語言的群體的大小;二、一語言的歷史文化沉積的厚度。﹝除此二者外,其他重要因素包括:一語言被其他民族傾慕的程度、一語言攜帶新知識的多寡、一語言群體整體教育程度的高低等,但這些因素本文暫不予分析。﹞由此觀之,我們或可預見德語和漢語未來可能的命運。先看德語:就語言群體而言,德語比歐洲其他如荷蘭、瑞典、挪威等語言強大,也因此一直較為穩定。但今日德語面對的壓力是來自比當年的法語「塊頭」大得多的英語,情況便較不樂觀了。幸好今日德語的歷史文化沉積比萊布尼茲時代要厚實,因此德語面對英語或許還有一點角力的餘地,但大概只能像聯署者所說一般,但求勉力自保而已;最後如守不住,德語於學術上大概只能保持作為一種「對象語言」,而終於喪失作為「操作語言」的地位,而德語未來將失去活力,更遑論創新。再看漢語:以中國地域之廣與人口之眾,單就語言群體的能量而言,已不容低估。再就歷史文化沉積而言,中國數千年文化各方面累積的成果,將使漢語長久保持強大的競爭力。不少學者認為,當許多語言會相繼被英語壓倒之際,漢語將是為數極少的終於能與英語抗衡的語言。所謂抗衡,是指漢語可持續作為「對象語言」與「操作語言」的雙重地位,並於文化顯現承先啟後的活力。

g.    誠然,或有一些大學為了達到國際化的辦學目標,矢志推行英語授課,甚至於大學基本課程也以英語取代漢語。坦言之,從大學本位上看,這未嘗不予人富於進取的感覺,但從更宏觀的國族本位上看,問題卻並不如此。總的而言,在今日中國對外日益開放的環境下,國人對英語的興趣與需求愈益殷切之同時,世界對漢語的興趣與需求亦會同步加強。儘管今日漢語要面對英語的壓力,但由於漢語的雄厚實力,只要國人不放棄母語作育,漢語勢力遲早會強力反彈,而其未來基本上是光明的。因此,為求國際化而加強英語雖無可厚非,但絕不能以搪塞母語作育為代價。大學基礎課程乃母語作育絕不可棄守的壁壘,捨漢語取英語此一措施,對一般科技學科而言尚應作檢討,對傳統人文學科而言,實有如文化的自戕。基礎課程以英語取代漢語的策略不應鼓勵之餘更絕不可爭相追效。不然,輕則令今日過份激進的高等院校自己將來進退失據,重則可令漢語本來光明的前途因而蒙上陰影。

h.    全球化的結果促使英語成為世界語言,但如果英語的globalization終於發展成為monopolization的話,則從各方面看也絕非全人類之福祉。因此,除了從國族的本位看我們應致力於漢語母語的「語言作育」外,從世界人的觀點看,我們亦不應低估漢語文化對全人類的可能貢獻。現化語言學之父洪堡特﹙W. von Humboldt﹚對漢語高度評價,甚至說漢語和梵語是人類語言中兩種形態迥異,但都把語言精神發揮至完美境界的例子;洪堡特還說「漢字的種種形構,本即顯示了哲學工夫在其中」,其嘉許之深可見。對漢語的價值,我們不必沾沾自喜,但也絕不應妄自菲薄。由於漢語在全球的影響勢將慢慢增長,我們在英語強大的壓力下,不應只像德國的聯署者一般要求自保;我們應持更廣的胸襟,在堅守母語作育的大原則下,穩步學好英語,再放眼於「他語」和「三語」,另一方面把母語帶出世界。如是者,有朝一日,說不定許多外國學生都要來華以漢語學習。但在這時機未來臨之前,我們可先別把自己的語言糟蹋掉。

6. 結語

誠如上述,語文作育與語文規劃雖屬不同層面,但都是民族語言前途之所繫。一民族語言之命運,端看二者之實踐是否成功。這一問題必須對小學、中學、大學,乃至社會各層面的語言事務全盤考慮,其中千頭萬緒,絕非本文所能覆蓋。今日論列的,只是問題的一鱗半爪。我們從萊布尼茲對當時德語困境的反省出發,看到今日德國乃至今日中國﹙包括香港﹚所面臨類似的處境。我們當知萊布尼茲並非一眼光狹隘的語言純粹主義者,他本人精通多種外語,其對母語命運的關注,全是據於事理和發自良知的。同樣地,我們要檢討中國乃至香港的語言教育政策,包括在大學裏應否全面以英語授課等問題,絕非要排拒外語元素。我們只在強調,外語的全面吸納,固然是未來教育之要務,但外語及其所攜帶的知識的吸納,最後必須透過母語作育的內在化途徑才能妥善地落實完成。我們最關心的是,如果於高校全面推行英語授課的措施一旦成為全國爭相倣效的對象的話,則表面風光過後,在長久的考慮下,可能要付出語言文化上的高昂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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