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堯:珍惜我們自己的語言

最近讀李光耀的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讓我百感交集。據李氏指,新加坡自1956年推行雙語政策,至1965年獨立後改行「英文為主、中文為副」的新政,目的是讓當時人口不到三百萬,華人佔百分之七十的小島國得以「存活」。當時李氏力排眾議,倡導英語為教學主流,一方面令新加坡的經貿、文化、科技與世界接軌;但另一方面卻令新加坡新一代習用英語,即使屬於華裔人士,也要「棄用」中文。以華文教學的南洋大學因而大受影響,令許多華僑大為不滿,至今仍未能釋懷。三十年後,李氏卻開始鼓勵當地華人學漢字和說「普通話」。身為客家人的他,更身體力行,努力學習「普通話」。李氏在書末再三強調,一個國家的語文政策是一條重要而漫長的道路,需要有彈性地根據社會變遷不時作出調整。今天李光耀意識到雙語的重要性,甚至將他新書的收益所得,捐助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基金,加強學前兒童的中文教育,令他們可以中英兼善。

觀乎我們中文大學,沿用兩文三語政策(即中英文並用,英語、粵語和普通話並行)已逾四十載,其制定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擴闊學生視野。時至今日,兩文三語已是潮流所趨,但在四十多年前社會還是重英輕中,中大創校先賢可說是高瞻遠矚。然而,隨著全球一體化和西方主導的高等教育排名的出現,英語成為評核的主要媒介,非英語出版的研究和教育論文因而遭到不公平對待,例如大部分的中文期刊因沒有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和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以致作者發表的中文論文往往得不到適當的重視和認可,科技醫療等學科大概爭論不大,但是研究中國歷史、哲學或文學的學者,如果也要被迫投稿英語期刊,才能得到學界認同,那就不可思議了。難怪張五常教授在2012年1月3日《信報》上發表〈歧視自己的悲哀〉一文,直指香港受到重英語輕中文的影響,導致現在「不是老外歧視你,是你歧視自己。老外歧視你是他們的無知,你歧視自己則是崇洋媚外。」

今天的中國已踏上世界舞台,中文的地位不容忽視。很多人相信,中、英語將於本世紀中期平分天下,甚至有許多外國父母已把孩子送來亞洲學習中文,隱隱然成為趨勢。與此同時,語文政策不僅是教學和研究問題,還會直接影響我們的身分認同、文化傳承,以及知識在社會的普及傳播。我們的語言和文字,承載了我們許多的文化、歷史和價值。既然如此,好好珍惜保育屬於我們的漢語,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中英兼擅,讓教師的研究成果以文章的質量而非書寫語言作為評核標準,就是中文大學這樣一所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的大學應走的路向。

學好英文和其他外語,並非崇洋,而是讓我們能更好地吸收知識和認識其他文化,並在全球化時代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學好中文,更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本份和責任。我希望能鼓勵老師著重質素,尤其是在與中國文化有密切關係的學科,不囿於發表語言而寫出最好的文章。我們更希望與香港各大專院校攜手努力,帶起一個同時重視中文與英文的風氣;並帶動兩岸三地,重新對中文學術發展的重視。長遠來說,我們希望下一代的中文與英文能力同樣高。讓我們一起珍惜、重視我們自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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