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與語文政策
馬國明

 ﹙網頁編者按:中大校友馬國明先生撰文評論中大提出的「國際化」,文中小標題為網頁編者所加。﹚

    中文大學兩、三年前提出國際化的口號,主張改變一向以來教師自行決定教學語文的政策,大幅增加英語授課的學科數目。此事引起校內的師生和校外的校友廣泛關注;學生、校友以至校方都曾在報章撰寫文章,闡釋立場。

中大創校已接近半個世紀,校方因應當今社會的情況作出變更,實在責無旁貸。問題是簡單的一句「國際化」是否足以回應半個世紀的急劇社會轉變。事實上,在過去兩年多的討論裡,便有梁文道校友指出,逼切須要國際化的不是中文大學,而是中文;中文大學作為一所以中文先行(起碼在名字上)的大學對中文國際化一事更是責無旁貸。梁校友的觀點極之有見地,但中大校方卻似是充耳不聞;即使是雙語政策委員會日前發表的諮詢文件亦迴避有關討論,令人遺憾。

中文國際化的迫切性

    中大校方一方面提出國際化,另一方面對國際化的內涵卻簡單概括為英語授課,完全忽視中文國際化的迫切性;令人懷疑校方對於中大的使命,究竟有多大的承擔。中大的全名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校方提出國際化之餘並沒有說要更改名稱,因此這篇短文旨在提醒中大校方何謂「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遷入今日的校園時,恰好是香港社會年輕一代,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大校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年代。雖然後來港英政府接納中文為官方語文之一,並規定所有政府公函都中英文並列,但法律條文和法庭用語一律用英文,商業上的書信往還亦以英文為主,客觀上中文頂多只是二等語文;更要命的是中文只能在現代社會的邊緣打轉,無法進入現代社會生活的核心。加上中國大陸經歷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中文出版物除了中央政府的宣傳文件之外,便完全欠奉。這種情況直到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才有所改善,但社會科學學科的中文出版物仍是嚴重缺乏。影響所及,連一些簡單和基本的現代社會概念,用中文表達往往出現詞不達意的問題。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香港刻下正進行多個市區重建項目,負責的機構名為「市區重建局」,英文名稱是Urban Redevelopment Council。九七前後香港有一個民選成份佔了頗大比例的市政局專責今日由食環署和康文署管轄的事務,英文名稱是Urban Council。究竟應怎樣用中文表達Urban一詞的意義?是市區還是市政?如果有人認為這樣的問題無關痛癢,留待翻譯專家解決,無須小題大造,那便無法掌握當前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Urbanization。據聯合國的統計,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現在居住在城市裡,而且比例還急速增加,將會對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生態做成重大的影響。那麼,Urbanization是市區化、市政化還是索性用另一名稱如都市化?名稱上的混亂其實也是概念上的混亂或根本就一片模糊。

    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像Identity寫成中文可以是身份證(Identity Card)的「身份」,更可以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認同」;究竟是身份還是認同?問題絕非無關痛癢,將National Identity寫成民族認同帶有強烈認祖歸宗的傳統意味,稍為偏離即變成大逆不道。寫成民族身份則完全切合現代社會的多元性,民族身份只不過是現代社會多元身份,如女性主義者、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信徒、神職人員、社工、教師、學生、校友等等當中的一種,個人可以自行決定那種身份才是最重要。不同的寫法立刻帶出截然不同的立場,絕非無關痛癢。

以「國家」一詞作為說明

    事實上,中文只不過是游離於現代社會邊緣的二等語文,此一事實的後遺症正不斷折磨今日的香港社會。今日的香港社會正接受「心繫家國」之類的愛國教育,可是「國家」這個以中文表達的概念,從現代政治哲學的角度而言是混淆不清、不能成立的。在現代社會裡,「國」和「家」是兩種絕然不同的領域,家庭是純粹私人的領域,是個人情緒需要得到滿足的領域;國則是完全屬於公眾,在原則上要完全公開的領域。在英語的語境裡除了用country, nation, kingdom這些字眼來表達國的意念之外,更有state這個同時表示境界或狀況的字眼。「國」字頂多只有country和kingdom 的意思,完全沒有state或境界的意義。或許這正是為何在中文的語境裡會硬將國和家兩種不同的領域扯在一起的因由,除了混淆視聽,更阻礙香港以致中國的發展,尤其是政治發展。

    相信很多人仍記得零三年香港特區政府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時,支持立法的政黨在街上拉起橫額,上面寫著「沒有國、那有家」的字句。中文的語境硬將國和家兩種不同的領域扯在一起,才會出現「沒有國、那有家」這種望文生義的見解。將這句說話譯成No Country, No Family仍勉強可以,但譯成 No State, No Family則明顯不符實情。土耳其和伊拉克一帶的庫爾德族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拿大和澳洲的土著都沒有自己的State但卻有Family。零三年在香港的人應該謹記中文的貧乏可能引致嚴重的政治後果,甚至中國大陸政治上和法制上總是無法達到國際標準的事實,也是源於中文的語境無法表達現代社會裡「國」一字的全部意義。

    很多人都知道現代社會講求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權分立,其實現代社會更講求私人、公眾和半公半私的三重領域,各有所屬。家庭是純粹私人的領域,代表政府的人員如警察無權入屋搜查,個人在家庭的領域內追求的,是個人情緒需要的滿足,談不上甚麼家國大事。家庭以外尚有半公半私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完全公開、屬於公眾的State。公民社會是一個半公半私的領域,因為它讓人們公開追求一己的利益,毋須偷偷摸摸。State則不然, 這是一個完全不涉及私人利益的領域,是完全屬於公眾的。中國大陸連人家生多少孩子也要管,當然不會限制公安人員入屋搜查;概念上硬將家和國扯在一起,實質上也不會當家庭是一個純綷私人的領域。既然無法區分公和私的領域,也就不會有半公半私的公民社會讓人們公開追求一己的私益,這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貪污腐敗之風當然熾烈。另一方面,State這個領域讓人們體會一種與家庭甚至公民社會完全不同的精神,因為完全不涉及私人利益;因此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裡,State是人們道德發展得以達到最高境界的領域,黑格爾亦因而普遍被認為是Statism或國家主義的表表者,但起碼黑格爾提供了一個為何要愛國的理由,而且是一個個人自行選擇味道十足的理由,因為愛國無非是為了提升個人情操,而且愛國的先決條件是國真的是一種完全公開和完全屬於公眾的境界,一黨專政的局面是難以叫人愛國的。香港今日處處宣揚愛國主義,但卻將愛國作為不言而喻、自明的大道理;有時更將家和國混為一談,如「心繫家國」之類的宣傳,不外是賺人熱淚,完全未達到理念的層次。中國政局苦無突破,道理在此。

香港中文的獨特處境

    中大校方要增加英語授課的學科,提出國際化的口號為理據未免流於空疏;中文的困境、中文語境未有進入現代社會生活的中心才是最好和最有說服力的理由。但中大校方既然不打算更改名字,仍然沿用「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稱,校友、師生以至廣大的社會人士便會有合理的期望,期望中大校方能為中文出點力,提升中文和現代社會接軌的水平,而香港是最有條件促成這項影響深遠的任務的地方。中文由數千個常用的方塊字組成,每一個方塊字又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文化雕琢,無論是賦上新意或是抽出新義都是難於登天。因此在中文的語境中要吸納新的意念一點也不容易,因為不能像字母拚音的語文那樣,索性拿人家的字詞來用便是了。香港位處中國南方的邊陲,遠離中原文化,又曾被英國人統治長達個半世紀,雖然香港人的口語其實是廣州話,但卻包含大量由英文音譯的字眼,如巴士、的士、士多、多士、沙文治、沙律、賓治等等,個別字眼更加以改良,如Fans的地道稱謂變成Fan屎,把代表眾數和本是輔音的s說成中文的「屎」。由於中文裡的每個方塊字都有自己的意思,將Fans說成和寫成Fan屎便也產生一種意外收穫,充份表達了現代社會的流行文化那種盲目追捧明星的心態底下,做成一方被捧得高高在上,另一方則不斷地自貶,甚至有如糞便般的不良現像。

    香港人說的廣州話由於是口語,因此十分貼近生活,像「空調」香港人會說「冷氣」。空調跟英文Air-Conditioning的意思完全一致,空調可以把氣溫降低,亦可以調高。香港的冬天氣候溫和,氣溫降至攝氏十度以下的日子不多,很多人的家裡都沒有設置調高氣溫的裝置。但香港的夏天天氣炎熱,濕度又高,冷氣機幾乎家家必備。這種裝置只能調低氣溫,不能調高氣溫,英文Air-Conditioner的稱謂及不上冷氣機直接了當道出香港的實況。香港人的廣州話一方面大量將英文的字眼音譯後直接據為己用,另一方面緊貼實際的生活型態,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而改變。具體的例子俯拾皆是,像男女之間的關係,在香港的廣州話裡由男方採取主動的「追女仔」演變為相方互動的「溝女」或「溝仔」,之後再演變為互相競逐的「界」(同音)。雙語政策委員會建議中大日後硬性規定內容涉及普世價值或範圍的科目以英語講授,個別牽涉本地研究的科目才採用本地的口語。但在香港生活一段日子的人都會聽過「環球金融、地方智慧」這宣傳語句,掌握「地方智慧」才能在全球化或國際化的大氣候底下立足;普世和地方二者雖然有不同的統涉,但亦有重疊之處。香港的口語緊貼現實生活,而香港又是現代大都會,與現代社會兼容的平台比任何一個中國大陸的城市都要廣闊,香港的口語除了表達本地的生活特色之外,亦包含普世的元素。硬性規定本地研究的科目才能用香港的口語授課,其實抹煞香港口語的普世性。

    不過,香港常用口語的普世性,卻不是中大教學語言必須「保持不變」的最主要理據。在香港,每個學習書寫的小學生都會不斷被老師或父母提醒書面語有別口語,不能以口語書寫。胡適先生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提出「我手寫我口」作為更新中文、擺脫中文淪為八股文的囚徒的原則和方法。一個世紀之後的香港人書寫中文時,卻切忌「我手寫我口」,這種情況源自香港位處中國南方邊陲和歷史上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香港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從來是香港優勢所在,「我手寫我口」的普世原則不適用於香港,也是香港人在語文上的優勢所在。每一個口講香港廣州話而又懂得書寫中文的人,心裡清楚明白自己一直「講一套、寫一套」,像「講一套、做一套」的情形一樣,講的比做的和寫的其實更動聽、更精彩。每一個口講香港廣州話而又懂得書寫中文的人,便也更明白中文在現代社會裡無時無刻呈現的張力。組成中文的每個方塊字都可謂千錘百鍊,不能輕易改動;即使簡體字已推行多時,但不少文人雅士仍甚為抗拒,認為破壞了漢字和中文的完整性。其實簡體字的問題已清楚說明中文在現代社會的困境,有一派意見甚至認為要全面改革中文,像西方的語文一樣以拉丁字母取代方塊字,漢語拚音便是這一方向的第一步。在香港的人卻可以更進一步認識到中文除了在形式上須漸漸向字母拚音的語文靠攏之外,更須在內涵和理念上跟上現代社會的急劇轉變。很明顯,即使反對的聲音十分響亮,中文在形式上須要變革的議題已正式放在議程裡。在內涵上的變革則不然,文人雅士普遍沉醉在中文背後那悠長的歷史文化;香港的邊緣位置和不光榮的殖民歷史形成的社會條件卻足以令人從夢中醒來,這是一所以「香港中文大學」名命的學府須要重新認識和認真對待的。

中文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張力

    結束這篇文章之前,再舉一個發生在香港的簡單事例以作引申。有關「數碼港」的爭議至今仍聚訟不休,批評者認為項目名大於實,特區政府卻一口咬定項目是名副其實。其實最值得爭辯的問題在於項目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原名的重大分別,「數碼港」的命名實在不倫不類;數碼是處理訊息和影像的新技術,作用是將某些現實或觀景再現,數碼技術尚未面世之前,只能倚賴模擬或類比的技術,而相機、電視一類能將現實再呈現的儀器在新的數碼技術面世之後,由於配備新的技術而變成數碼相機和數碼電視。但港口並非現實再現的儀器,「數碼港」的命名因而不倫不類。「數碼港」的英文原名Cyberport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Cyperport的意念應源自Cyberspace,後者源自同名的科幻小說,可當是互聯網的別名,是由電子儀器打造出來的想像但又能被加以運用的空間。Cyberport因而清楚告訴人們這並非人們習慣見到的港口,而是一個想像但又能被確實運用的港口。中文的字詞怎樣也不能表達出這種既是想像又是確實的境況,唯有蒙混過關,以「數碼港」這個不倫不類的名稱頂替。在香港,只要對身邊發生的事不至視而不見,便會見到中文和英文背後的理念之間的巨大鴻溝。由於事例俯拾皆是,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是大多數人的反應,最後更變成視而不見。以香港的口語–本身已是充滿張力的語言–講授普世性的學科,中文和英文之間的差異和背後理念的張力必會表露無遺。

香港的殖民歷史奠定英文為先的情況,這種情況通常只表現為重英輕中的不良結果,但英文先行其實可以被轉化為檢視中文在現代社會裡的困境的台階,英文先行不應只是為了某所大學的國際化,更應是為了中文的國際化。為了達致後者,必須時刻緊記中文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張力,抹殺本地口語的普世性,限定本地課題的科目才能用本地的口語教學是倒退的做法,因為這會忽視中文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張力。

200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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