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語政策與中文大學的未來
—周保松—

﹙網頁編者按:此為周保松君向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提交之意見書,蒙其同意,特此全文登載。周君為中大校友,現任教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在九月發表的報告書諮詢稿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大四十多年來一直堅持中英雙語(兩文三語)的教育方針,雙語教育是中大的特點和優勢,中大雙語教育的政策和目標維持不變。」這是擲地有聲,鼓舞人心的說話。

只要對香港歷史稍有了解,便知道在這樣一個殖民地城市,要肯定中文作為一種學術語言,和英文具有同樣地位,是多麼的艱難。即使去到今天,香港回歸九年後,中大依然是香港唯一一所高等院校,在其大學條例中明言「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並以提供優質雙語教育為使命的大學。這是中大最鮮明的特點,也是許多中大人身份認同所在。而經過四十多年的堅持和實踐,事實證明,中大行對了路。中大的雙語教育,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學生,並令中大沈澱出一種獨特的個性。今天,恐怕沒有人會再說,因為中大使用中文,所以它是次一等的。正如委員會所稱,雙語教育是中大的優勢和資產,而不是弱點和負擔。這份自信,得來不易,也道出了很多中大人的心聲。如果委員會能夠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秉承中大的傳統和理想,進一步「優化」雙語政策,那的確可稍減師生校友對中文大學不再說中文的擔憂。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書諮詢稿中,影響最深遠也最具爭議性的,是日後的授課語言,將根據學科性質來決定這個大原則。具體點說,凡是普世性的科目,將用英語授課;凡涉及中國文化的,用中文授課;凡帶本地文化色彩的科目,才可用粵語授課。報告書亦建議,凡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必須提供足夠用普通話或英文教授的科目。與此同時,通識教育亦需作出類似安排。

這是中大雙語政策的一個典範式轉移。這個改變,有幾個後果。一,老師將失去選擇授課語言的自主權,而改由以學科性質決定。二,中文授課的科目將大大減少,因為相當大部份的學科,將被界定為普世性學科。而在資源壓力下,學系亦會傾向提供更多的英文課程。換言之,在客觀效果上,新的政策將嚴重向英文傾斜。三,普世性學科必須用英文授課的原則,意味著委員會並不相信學生適合用中文學習這些學科,亦不鼓勵老師使用中文去傳授這些知識。後果自然是修讀這些學科的中大學生,日後將沒有能力使用中文去表達和傳播這些普世性知識。這些知識,亦將不可能在中文世界中生根,發展,成熟。四,委員會似乎認為,知識該以何種語言傳授才最有成效,和施教者受教者,以及具體的學習語境並沒多大關係,反而和知識本身的性質密不可分。

我雖然認同委員會對雙語教育的重視,但也認為這些建議在教育理念和實踐中大的理想上,有可商榷之處。我的觀點,難免受到我的讀書教學經驗影響,亦和我對大學理念的理解分不開。既是管窺之見,偏頗自然難免。但作為中大人,面對母校的鉅大轉變,我自覺有責任,以如履薄冰之心,提出我的憂慮,供大家參考。

要評估報告書是否可取,我們須先瞭解中大的教育理想。報告書一開首便說:「中大一直堅守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所提倡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精神,珍惜並重視中英雙語的優良傳統。」這表示,委員會將李校長對中文大學的期許,和雙語教育緊密扣聯起來。我們因此要問:報告書提出的新方向,到底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更有成效地實現李校長當年立下的宏願。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宜對李校長這個提法的歷史脈絡,有個基本認識。

依我理解,只有強烈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才會對中大有這樣的期許。過去兩個世紀,中國正處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重重衝突之中。這些衝突,令中國付出沉重代價。不少知識分子意識到,要救中國,現代化是唯一出路。而要現代化,則須摒棄中體西用,又或全盤西化的做法,而應在中西古今文化之間,尋求創造性的轉化結合會通。李校長的十四字真言,正表示他堅信中大對於中國文化的未來,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中文大學既不是一所為殖民地培養買辦的大學,也不是一所沒有文化承擔的「國際大學」,而是一所紮根於香港,以建設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1] 委員會主席金耀基教授便曾說過,中文大學的「任務和職責,講到底,乃在於建構中國的現代的文明。」[2]

近年,不少人喜歡拿李校長的說法支持大學國際化,甚至聲稱中大建校之初,已在走國際化的路。我認為這種詮釋,曲解了李校長。今天的國際化,是有一系列量化指標的,包括英語教學的多寡,招收非本地生的數目,教師在英語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大學在全球種種排名榜中的位置等。這等於說一所大學愈將自己獨特的傳統語言文化精神拋掉,愈將自己變成英美式的大學,便被視為愈成功。按此理解,中大多年來對中文的堅持,今天反成了負擔,因為國際化的必要條件,是英文化。於是,中大的立校宗旨「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甚至連「中文大學」這個名稱,都成了負資產。這種張力,近年愈來愈大。

但這種版本的國際化,和李卓敏校長所談的大學精神,以及馬臨校長強調的「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的重要是不分軒輊而互相補助」的觀點,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3] 因為這種做法,便形同切斷自己文化上的根脈,拋棄自己的文化使命,甚至使得整個學術社群在心理上產生一種自我矮化。試問,這如何談得上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並以建設中國文化為己任?委員會認同我的觀點,明確表示國際化的目標不是英語化,而是雙語教育,因為「中大也應正視它在香港及全國所承擔的使命與責任。」既然如此,我認為理想的雙語教育,應朝以下方向發展。

一,中大應投入更多資源,致力提高學生中英雙語的能力。但我們必須將語言能力的提升和學科知識的有效學習作出區分,而不應為了前者而強迫學生用一些他們不熟悉的語言學習,因為這樣既會窒礙學生有效吸收知識,亦會影響他們的心智發展。要知道,愈抽象愈理論性的知識,對語言的要求愈高。在學生未有足夠能力嫻熟使用外語學習時,(假設其他條件相同),老師使用學生最熟悉的語言授課,並輔以外語及相關教學材料,循序漸進,也許更為有效。

二,大學應平等對待中英雙語,給予老師充分自主權,容許他們選擇最適合的語言從事教學研究。這不僅是對老師的信任和尊重,也體現一種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的根本目標,是啟迪學生的知性,培養學生的德性,令他們成為獨立自主的自由人。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言傳身教,需要師生良好的溝通,需要學生勇於發問思考,需要學生對知識有真切的感受,並將所學融會在生活之中。因此,容許老師有自由根據自己的專業判斷,因應具體情況使用合適的語言授課,是最佳教學的必要條件。

讀過莊子的「庖丁解牛」的人,當知道教育最高境界,是道而非技。[4] 當代社會學家Bent Flyvbjerg也指出,知識的學習可分五個階段。在最低的初學階段,學習者只會抽離具體語境(context-independent),按部就班的跟隨某些既定規則行動。而去到最高的專家階段,學習者則能夠因應具體情況,作出直覺的和全面的合理判斷。[5] 如果因為語言的限制,令學生只能夠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學習,不能培養出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享受追求知識的樂趣,那實在是很可惜的事。香港大中小學很多老師,對此一定體會甚深。在扭曲的語言政策下,有多少自由的心靈,因此而枯萎凋零!如果學校不主動去創造這些有利條件,反而限制老師的自由,那是連技也談不上了。

三,要實踐中大的使命,大學更應鼓勵老師學生,多用中文進行學術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望培育自己的學術語言,發展自己的問題意識,慢慢建立中文的學術傳統,並將西方的學術資源,逐步普及傳播到社會,開啟民智,滋潤民心。否則,我們的學術社群,將會永遠成為西方的附庸;我們生產的知識,永遠和社會脫節;我們的學生,亦將永遠欠缺使用中文進行學術探索的能力。

想深一層,這樣的方向,也切合時代的發展。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對世界政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可以預見,中文的影響力將會愈來愈大。作為一所對中國文化有使命的大學,實在應該善用雙語傳統的優勢,推動及鼓勵中文學術書寫,幫助中國更健康更合理地步向現代社會。

四,雙語教育的優勢,不僅在於語言能力的提升,也在於學術和思維能力的提升。一個人愈能自由地運用不同語言思考,便愈能體會知識在不同語言系統中呈現的多元性及獨特性,從而拓闊深化對知識和人生的領悟。如果將知識強作分類,然後限制某類知識必須以某種語言授課,不見得對學生有好處,也和「結合與融會」的精神有所牴觸。再者,抽離具體的學習語境,聲稱運用某種語言學習某類知識必然最為有效,並沒道理。學習的成效,並不僅僅繫於學科的性質,更繫於學生的學術和語言能力,以及老師的教學方法。

如果以上所說稍有道理,那麼委員會提出的「優化」政策,其實偏離了原來的理想和一些重要的教學理念,因為在新的制度下,中文會慢慢被邊緣化,老師和學生漸漸失去選擇授課語言的自由,學科性質以頗為任意的方式切割,學習效能並未受到足夠重視,以及中文學術書寫繼續不受到重視等。

有論者或會辯稱,這是為了國際化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如報告書所言,「國際化是今天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所以中大必須加強它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這對學生的出路及大學的發展無比重要。」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委員會或許覺得,面對時代轉變,修正原來的教育理念,實在無可避免。但從教育的觀點看,國際化本身並不是目的。國際化的一切舉措,必須是為了提升大學的教育質素,也即培養出更好的學生,以及創造出更好的知識。

什麼是好的學生?在香港,最普遍的答案,是看學生能否在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取得最大的優勢。於是,大學教育的成敗,取決於僱主對畢業生的滿意程度,賺取工資的高低,進入大公司的比例等。從政府的角度看,教育是純粹的人力資源投資,目的是滿足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流風所及,學生漸漸也只視讀書的目的純為增值──增加在市場競爭中的的價值。大學的使命,遂變成如何爭取最多資源,並以最有效的方式,培養出更多這樣單向度的經濟人。循此思路,所謂大學國際化,說到底,也是要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進一步增強學生的經濟競爭力。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將人變成一種工具。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今天香港高等教育的實況。

但如果我們停下來想想,便會發覺,以這樣的實利心態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恐怕難以對知識本身有任何嚮往追求,亦沒有興趣培養自己的德性,更不會覺得對社會有何責任,又或相信大學生要承擔什麼文化使命。這種教育觀,也顯然和「博文約禮」,「修德講學」,「止於至善」的校訓背道而馳。這正好解釋,為什麼今天再沒有人談大學理念。即使有人偶然提提,在許多人眼中,也顯得如斯軟弱無力,甚至滑稽可笑。因為從制度到生活,理想性的東西早已被掏空。我們整個教育體系,都不再相信教育有任何內在價值。我們喪失了那種美好的想像能力。我們集體創造牢籠,然後自困其中。

這是我們教育的真正危機!

中大要談雙語政策的未來,首先便須正視這種危機,並重新思考大學的理念,而不是抽離的高談如何利用雙語教育來加強學生的全球競爭力。在缺乏豐厚的人文教育下,愈有語言及市場競爭力的學生,有可能愈遠離人性,愈加個人主義,愈欠缺批判力,愈沒有個性。

既然如此,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看另一種對「好學生」的定義:好的大學生,是對知識有好奇,對文化有關懷,對價值有執著,對生命有反省的人。好的大學教育,應以培養這樣的人才為目標。這不是妄顧現實的烏托邦之論。恰恰相反,這樣的學生才是香港以至中國最需要的人才,也是全球化大潮中真正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人,才能夠懂得如何好好生活。所謂全球化的挑戰,不應只是計算如何在劇烈的競爭中,令自己得到最大利益,而應批判性地反思全球化的意蘊,以及在這樣的處境中,什麼是我們獨特的文化使命和辦學理想。未經大學師生深思熟慮的說理論證,然後便擁抱某種國際化論述,並要求整所大學為之迎合,箇中得失,值得細心衡量。

要培養出第二種好學生,當然不容易。中大的優勢,是數十年來,經過許多代師生的努力,積累出不錯的人文傳統。我相信,中大人的人文關懷和批判意識,是中大最寶貴的資產。而這份資產,和我們雙語教育中對中文的重視和肯定,是分不開的。因此,任何大的變動,必須謹之慎之。我也相信,只要中大上下懂得珍惜這個傳統,時刻以育人為念,將眼光放遠,採取兼容並蓄,自由開放的態度辦學,中大自然會不斷提升,好的老師學生自然會慕名而來,李卓敏校長當年立下的宏願,也自然能夠慢慢實現。

(2006年11月13日﹚


[1] 就我所知,李校長這個提法,是在1967年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時首提。有關李校長的生平及其辦學理念,可參陳方正,〈永誌魄力恢宏的開拓者〉,《中文大學校刊》,二零零四年秋。

[2] 金耀基,〈一個東西文化相遇的偉大故事:新亞/雅禮協會:過去、現在與將來〉,2004年6月17日。

[3] 馬臨,〈第廿二屆頒授學位典禮演講辭〉,(1980年12月11日)。

[4] 郭慶藩,《莊子集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19。

[5] Bent Flyvbjerg, 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9-24. 作者稱此為Dreyfus model,因為這個理論源自 Hubert and Start Drefus,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revise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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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雙語政策與中文大學的未來
—周保松—

  1. long fung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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