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在語言迷宮裡迷路—語文規劃與語文作育的再議
—關子尹—

  ﹙網頁編者按：此文刊於11月13日《明報》，現徵得作者同意，全文在此登載。〈別在語言迷宮裡迷路〉之題目乃《明報》編者之手筆，作者為求突顯原文之精神，決定將題目訂正如上。作者關子尹為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人文電算研究中心主任、現象學與當代哲學資料中心主任。﹚

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經過一年審慎作業，草擬了《報告書諮詢稿》，就中大雙語教育作出宏觀及長遠的考慮，提出了原則性及策略性的建議。諮詢稿發表後，引起不少討論。大概因為我去年曾就語文政策發表過言論的緣故，在諮詢期將屆的近日，我先後多次接到中大校方的來電，邀約與委員會諸君晤談；另一方面，由中大校友組成的關注小組亦同步來信，邀我供稿或接受訪問。我自忖課業繁重，難以一一應邀，又感於事關中大乃至漢語未來的前景，乃思借報章一角，就一些原則問題，與關心中大，甚至香港未來教育的各界同道再次思考。不過由於只能零星提出論點，還望讀者補看我去年〈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這較全面的文章。(香港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p=61 或大陸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2374)

語言現實是問題的所在

所謂語言現實，指的是某一群體中，哪一種或哪些語言的實際使用頻度與深度足以讓新一代的成員充分掌握該語言的問題。語言現實是社會現實的一環；正如一個已在成長中的人再不能按主觀意願摒棄自己的母語一樣，一個已成型的社會也不能一廂情願地把該社會已有一種母語存在這一語言現實抹煞。語言現實是教育的初始條件，是我們在思考各階段的教育政策，包括學前、小學、中學，乃至大學所必須考慮的。這使得世上每一個地方的辦學，必須在有限的資源下，尋找最能與當地的語言現實配合的章法制度。

追求語文卓越，應以母語為先

語文卓越是一種崇高理想，要達到談何容易。但儘管標準很難訂定，從教育上看，語文卓越的追求總是有軌可循的。我向來有一種觀察，就是一個人只要有一種語文的修養達到了相當的卓越境界，則學起其他語文，只要不太晚起步及摸對門路，亦因能對自己作同樣嚴格的要求而較容易臻於卓越。而更重要的，由於語言運用是人類心智能力的一種高度符號化的活動，故起碼一種語文的卓越掌握，是一個人心智趨於成熟、思想臻於幹練的條件。由於語言現實這無以規避的因素， 母語無疑是各程度的學員最易窺見語文卓越堂奧的渠道，就此而言，一個恪守母語教育的語文政策，必勝於一個違背母語教育的語文政策。從社會的整體利益而言，一個讓絕大多數學員有把握地追求語文卓越的語文政策，也必勝於一個只讓少數精英分子從中得益的語文政策。可惜的是，在回歸後的香港，母語教學雖被提出，但幾許風雨中，其真正意義還未得到明確的定位。這是未來香港政府、各級學術單位、乃至學生和家長都要重新深入反省的。

香港語文政策的反省

在現代社會，母語和外語的學習一般都接踵地進行。這固無可厚非，但語言現實的因素還是不可不察。而事實上，香港整個教育制度長久以來的毛病，正是昧於或罔顧語言現實的因素，不知追求母語卓越的重要，而只顧事倍功半地盲目追求外語卓越。這一種迷思其實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著香港整個教育制度，自學前教育，至小學、中學、大學無一倖免。誠然，這種制度儘管扭曲，但表面上總還是有莘莘學子，因較能適應而脫穎而出，但在整個社會裡，這肯定是極少數。而他們成功背後的代價，就是絕大數的同儕要在並非最理想的語文環境中學習與成長。香港萬千學子「中不成、英不就」，都拜這制度所賜。至於這制度下的「成功者」，其實也付出了潛在的代價，就是他們的才華或會因未充分窺見語文卓越的堂奧而得不到更充分的發揮，並因而影響了他們未來長足發展的可能。這無論對學生個別而言，或對社會整體而言，都是損失。所以，恕我大膽說一句，香港某大學長久以來奉行的英語教學總則，在殖民地制度下雖可以理解，但從教育上看，其實長久地是一項歷史錯誤。至於一些大學於學生語文實力較弱的條件下勉力爭相效尤，便如夸父逐日，到底是否真的有利於學子和社會，真是天曉得﹗說到這裡，大家應該明白，昨日、今日，和明日的中大在文化的歷史長河裡曾扮演和應扮演的是一種怎樣地重要的角色。

語文作育-中大的先機

語文規劃 (language planning) 和語文作育(language care)都是一社會或一國族最為重要的事務。前者涉及政府語文教育政策如何釐訂的問題 (一如上面所及)；後者則關乎一語言群體所有成員對其語言(一般言即母語)所需共同承擔的培育責任。由於母語是一國族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其能否承先啟後，保持活力，全視乎這一群體的成員能否活躍地，甚至創造地使用該語言，和使用到哪一種水平。就此而言，作為社會棟樑的大學師生，對母語的作育是責無旁貸。當然，母語的肯定，並不排斥外語。外語卓越的追求除了有社會效益外，也極有利於個人心智的開拓。歌德嘗言：「不諳外語者，亦不諳一己的母語」，實極有見地。因此，我絕非教人不重視英文。英語及其他外語的掌握是愈多愈好，愈充實愈好。我只在指出，充實外語須有「義方」(大致如去年文中的OFL)，而絕不應以荒廢母語作育為代價。關於母語和外語的辯證關係，歌德又有如下箴言：「一種語言之力量，不在乎能把外來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所謂以母語吞噬外語，其實正須在母語的平台上才可以進行。由此可見，外語的重視，與母語作育的精神不但不互相違背，反而相輔相成。這就是中大幾十年來實際上奉行的雙語政策比其他高校的英語教學優勝，和甚至比設想中旨在抗衡殖民地教育的語文策略於觀念上更勝一籌的地方。這一點，如能與錢穆和唐君毅等前輩痛陳利害，他們想亦會首肯；因為雙語或兩文三語的合理施行，正就是我們在新世代和新挑戰下，讓母語作育真正得以落實的關鍵。所以，不知是有心或是無意，中大幾十年來，其實已摸索出一條在香港中西交匯的地緣條件下最具特色、最靈活和最有效的道路。

哲學系應扮演的角色

當然，母語作育的擔子，大學裡不同科系要承擔的份量大有差別。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些職業性的科系要承擔很大責任，但即使如此，他們仍有貢獻的空間。相比之下，所有理論性學科的責任便重許多了。在眾學科中，我認為人文科學，特別哲學應當仁不讓地為語文作育作最大承擔。因此，中大哲學系最近對《報告書諮詢稿》作正式回應時，除了就其中的問題作了幾點重要建議外(於此不贅)，還從哲學系的特殊角度，循語文規劃及語文作育兩面對當前的問題作了若干申明。我姑且臚列其中要點，以期拋磚引玉：a) 哲學是一門概念密集和理論密集的學科，涉及的抽象層次亦最深邃。師生間在雙語教學的總則下，能用最熟悉的語言講學及討論，是追求學問深度和學術優越的必要條件，也是教學相長和知識再生的不二門徑。b) 哲學是一門文化內涵豐富的學科，哲學系是中大溝通中西文化的重點單位，在這一意義下，哲學系同人肩負有將外語（不僅英語）的概念世界向國人引介、翻譯，並作反思、組織、討論，乃至批判的責任。因此，在雙語教學的總原則下，保持中文（漢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乃語言作育原則之所繫，亦是本系自創系以來的文化使命，是不可隨便更動的底線。c) 哲學系課程雖堅持以漢語教學為主，但同人們除都能以兩種甚至三種語文著述外，系方近年大力推行多種以英語為媒介的學術活動，如經常舉辦國際會議、一年兩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絡繹不絕的邀請講座系列、現象學暑期課程、及與外國大學合作進行研究項目等。總言之，哲學系同人認為本系向來已很「國際化」。但如果國際化被曲解為必須於課程上英語化，則其於文化上的深遠意義將消失怠盡，而本系乃至中大的文化教育使命亦將無法履行。

回顧與前瞻

回顧過去兩年，中大國際化問題帶出了語文政策的爭議，再牽起其他風浪。此時此刻，馬傑偉於其方塊天地裡便曾慨嘆，中大人包括校管、老師、學生、校友之間出現了頗多猜疑。我認為在英語風靡趨勢下，這些爭議是早晚會爆發的。現在把問題提出，總算在歷史的挑戰中向前走了一步。但只要認清挑戰背後的機遇，中大的前路反而會更明朗。去年爭議之初，我曾撰文諍議和在教務會中公開質詢，儼然成了一反對派，但我必須指出，去年文章的骨幹部分其實早於前年六月便已在同濟大學會議上發表，可見我後來的立場，是審理言勢，而非只為對抗。當然，以我見識之寡，力量之微，不敢莽言對事態有真正的洞見與裨益。我只希望指出，中大行之已久的語文政策其實是有理可據的，也是值得保留的。而金耀基教授及諸委員的報告書其實在精神上正相當程度地肯定了這一點。所以，報告書如經進一步修飾，只要與弘揚中國文化、溝通西東的立校宗旨無悖，和對教學自由予以尊重，我認為是可審慎地接納的。我最期望在問題盡快澄清後，中大人們能收起猜疑，重新為發展我校未來的教育早著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