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的一日》

「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作品徵集 A Day at CUHK in the 21st Century 中國著名作家茅盾在抗戰前夕發起「中國的一日」徵文,以文字見證歷史;三十年前,幾位中大學生步武前賢,編成《中大的一日》,嘗試喚起中大人反省生活、反映時代的熱誠。儘管每個中大人所過的校園生活,所感受的學苑精神,未必一致,卻都是中大歷史的一部分。時光飛逝,中大也邁向第五十年,讓我們再一次為急促流轉的歷史塑形造像。

本地大學教育正步向死亡?

信報財經新聞 A20 | 時事評論 | By 許漢榮 | 2013-01-10 (作者註:文中引述的博客文章,題目中的「Five Easy Steps」,誤寫為「Five East Steps」,謹此致歉。) 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t Steps【註】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陳惜姿:詩意的校園

明報 2012-12-23 中文大學有一個詩意的校園,那種氣質,是我待過或路過其他的大學校園沒有的。 早前,一個同事跟我說想在校園裡搞黑板詩,我還皺眉,不可能吧!我們的同學有那麼詩意嗎?有那麼愛文字嗎?這同事是有心人,我不應潑冷水。大學是什麼也可以試的,買幾塊黑板不用花很多的錢,試做無妨吧! 未幾,我便在校園不同角落看到成果了,除了黑板詩,還發展到玻璃詩、橫額詩。圖書館前、飯堂外、往火車站人來人往的路上,在你沒想過的地方,都有詩潛入了。最初同事說是展示詩人的作品,近來我已看到中文系學生的詩。那些詩總是在你不經意時偷襲,出現在匆匆的過路人的眼角。今天,當我走過錢穆圖書館,又在門前的黑板上瞥見了一首新的詩(圖)。我走回頭,掏出手機把它拍下來。

更改教員職銜 拉高研究評分  大學「集體造假」爭25億撥款

A04 蘋果日報 2012-12-17 【本報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宰八間大學院校撥款,為投其所好,本港大學被指「集體造假」,將研究較弱的教員更改職銜,以避過研究評審,「砌靚條數」。科技大學今年新開設的「教學職系」,也被質疑是「造假」招數。 一切都源於政府撥款。政府藉着教資會,每年向八大院校撥出逾100億元公帑,當中約25%作研究補助金;而該25%撥款(約25億元)的分配,取決於每六至八年進行一次的「研究評審工作」(RAE)。 學術界一貫相信研究對教學有幫助。RAE就是為大學所有教學人員的研究打分數,以計算大學的活躍研究人員佔整體教學人員比例。因此,只要將分數低的教學人員剔除,就可提高整體分數。

香港獨立媒體網於2012年11月11日在網上發布之消息

去年,中文大學的周錫輝師兄離世,因為他生前一直很支持獨媒,治喪委員會決定把他名下教育基金的九萬元撥給獨媒,而我們把這筆款項於機構內成立一個小教育基金,作為實習生採訪的交通津貼,希望能讓更多年青人,透過採訪工作介入社會議題,繼承周錫輝師兄關社、推動社會民主的心願。這個計劃,在過去一年支持了超過十多個獨媒的實習記者,也為獨媒注入新的朝氣和能量。在此再次多謝周師兄及治喪委員會對獨媒的厚愛。 http://www.facebook.com/inmediahk?ref=stream

向錢看設龍崗分校,中大變野雞?

(獨媒特約報導) 週五, 2012-11-02 13:02 — N Cha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4624 香港中文大學由2010年起決定在深圳開設分校,及後在2011年選址於深圳龍崗,今年10月11日,國家教育部正式發下批文,隨即動工。然而,面對這宗「喜事」,中大學生會、校友或國內學生均表現得憂心重重,擔心這分校會步其他國內名校的後塵,分校變成「冒牌」或「野雞」大學,賠上校譽。 根據校方解釋,中大(深圳)的財政將完全獨立於中大沙田校園,不會互相補貼,以學費、捐款、深圳市政府補貼及各類科研資助作為主要經費來源。其決策層為是一個理事會,中大與深圳大學各委任八人組成,理事長由中大校長出任,擁有最終決策權。

給同學的信—寫於中大星巴克論爭

一直都想找個機會跟同學們寫封信,這陣子的工作,令我感受很深,想用來跟大家分享。 過去的兩個月,是我擔任學生會最忙碌的日子。由開學的反國教罷課集會、到開學應付兩屆新生的準備,以至審視深圳分校的成立,到處理Starbucks事件,都沒有停下來。而感受最深的,就是正在進行的Starbucks事件。 Starbucks事件,沒有如罷課集會般大型,但卻是最「燒到埋身」的事件。它所象徵的是,平常我們一直堅持的信念,例如追求相對公平和公義社會,在這一刻變成一個實際的考驗。

中大深圳開設分校經濟合算政治價高

明報 李先知 2012-10-16 10 月11 日周四上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舉行校區開工儀式,教育部正式宣告批准由香港中大與深圳大學合作籌備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廣東省長朱小丹、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深圳市長許勤、特區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教育局長吳克儉和中大校長沈祖堯等都出席了儀式。這是繼浸大與北師大合作在珠海開設聯合書院後,另一次香港的大學與內地的大學聯合辦學,這個模式在經濟上可能合算,但政治上風險不小,或會稀釋品牌,對中大是一個考驗。 據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中大今次獲中央批准在深圳開分校,合作條件比浸大當年進駐珠海更優厚,其一是深圳市政府會按學校收生人數提供經費津貼,等於市政府按人頭買位,封了辦學的蝕本門,其二是這家非牟利的分校日後若有盈利,中大毋須與深圳市政府分帳,可以將盈餘用於發展教學或科研。不過,由於要按人頭領取津貼,成為深圳市培訓大學生的重點教育基地,中大深圳分校收生人數不能太少,估計要達到1 萬人的規模,才能全面自負盈虧。深圳市政府撥出了一幅面積約100 公頃(約等於2.5 個西九文化區)的土地作為校園發展之用。 教育界消息人士指出,如果深圳市的財政支持到位,中大便不需要挪用香港的教學資源去深圳,也不用擔憂出現財政虧蝕時如何善後,有可能避免重蹈浸大當年進軍珠海的覆轍。不過,經濟算盤打得響,並不代表政治算盤也打得響,中大打正招牌到深圳辦大學,政治上有如一場豪賭,贏的可能是在龐大的內地市場建立起橋頭堡,擁有自己的校園、教師和學生隊伍,可以把事業和影響力擴展至全中國,輸的是有可能被內地政治文化侵蝕同化,令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越深圳河而質變,變成一所普通的內地大學,倒過來傷害中大的品牌和聲譽。正由於開分校有稀釋品牌的風險,像牛津、劍橋、哈佛、耶魯這些一級名牌大學,會向全球招生,卻不會到海外開設分校。 消息人士指出,香港高等院校在內地辦學,除非拿到獨立辦學、完全按香港制度營運的特許,否則只能與內地大學合作聯營,按內地教育法則來設計課程和管理校園,這就帶出了幾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其一是內地合作方(深圳大學)有黨組機關,由深大的黨委書記領導,這些黨領導在中大深圳分校裏有沒有任何角色? 其二,中大深圳收的以千計的內地生,是否需要按照內地高校的統一要求,必須修讀政治課,例如學習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 其三,校園內的學者可否選擇敏感的課題研究和發表,例如劉曉波與零八憲章、上訪與維權運動、中宣部的新聞自由管制等? 其四,中大深圳的學生如果要像香港中大的學生一起悼念六四,在校園內有沒有這個自由?中大深圳的學生在校園內上網,可否看到香港中大和香港各大媒體的網站? 或許是由於這些問題太難回答,暫時未找到答案,中大校方原本安排香港媒體報名到深圳採訪上周四的啟動儀式,但之前一晚臨時通知媒體,取消採訪安排,不少香港記者心裏都有疑問,正在等候合適的機會,向沈祖堯校長和中大管理層提出這些問題。

大學,所為何事?

2011-8-04 22:48 作者:林柏儀 台灣立報 大學,所為何事?——學術評鑑體制的惡化影響與結構原因 留學英國的博士班學生,應該不難觀察到,不論是教授的學術生活或培養博士生的要求上,追求學術上的「論文發表量」,已成為當前學界最主要的目標之一。儘管程度有別,但儘管是較講究內容深度的社會科學界,也同樣融入了此一「量化」邏輯。幾乎每位教授,特別是資淺的教授,普遍來說每年都有著數篇的論文產出,洋洋灑灑地列在個人著作欄上。 這樣風氣的結果之一,是讓英國政府經常能夠自豪地說:在平準人口比例後,英國的「學術論文生產量」,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但觀察到英國學界內不斷加深的匆忙和疏離,我們不得不問:這真是一項健康的學術發展趨勢嗎? 香腸肉片般的論文生產 即有學者提出批評:在這種強調「量」的評鑑方式下,各個學術工作者的產出,越來越像是「Salami(一種義大利香腸)切片」一般,會把一整個完整的學術計畫切成一篇又一篇的小型論文。過去那種以整本專書為主要發表與溝通的模式,在發表的時間壓力下,已越來越不常見。 漸漸地,我們不難發現,儘管仍有大量學術書籍出版,但多非內容一貫、章節緊扣的「研究專書」(monograph)。以我比較常接觸的社會學與教育學書籍為例,我發現在英語世界的出版品中,已超過半數都是「各篇論文編輯成書」的「論文集」,這個比例在近10年來的出版物是越來越高。而且,其中有許多的成品,是由一些該領域的「知名學者」邀集眾多作者,一人一篇(經常用已發表的期刊論文)編輯而成。個人的論文集要講求連貫,已屬不易;在這番「眾人合作」之下,各篇論文間能否緊密關連、相互對話,更難成為考量的重點。 這種講求速度和數量的出版方式,當然並非學術工作者的本性,而是環境的壓力和風氣下使然。據說,當代社會學巨擘盧曼(Niklas Luhmann),當年在德國申請教職的時候,在研究計畫的「預計時間」一欄,寫上了「30年」。他也的確發展出一貫、融會的系統理論,證明他的學術生命始終圍繞著這樣的研究計畫開展。只不過,儘管秀異如盧曼,倘若在今日才要踏入學界,恐怕也要把這「30年的計畫」拆成一個又一個的3年計畫,並且把一本本的專書拆開投稿、發表,才足以在學界中立足。 以英國為例,每7年一次的公辦RAE學術評鑑,逼得各個系所得壓著全體教師,不斷衝高論文量,在排行榜上一決高下,並且影響著未來能取得的經費補助多寡。作為一個來自台灣、留學英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新生來說,看到日益繁忙的英國大學教授身影,一來我經常嘖嘖稱奇,他們如何能投入那麼多心力在學界中?二來也為身為學者惡化勞動條件,感到憂心。 當然這樣的學術大量生產,並非是英國的專利。倘若根據出版量來推測,美國學界這風氣可能更是嚴重,「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死亡)是幾十年來的美國學界傳誦的遊戲規則。如果不熟悉那是什麼景象,透過網路隨意搜尋一些美國學者的CV,往往長達十幾頁,就比較能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了。 殞落的公共知識份子 相對地,來到英國後,我發現了一個和我預期有些落差的現象:在英國,積極參與社運或某項特定公共事務的教授們,並不特別地多。假如有意地去統計,他們「學者參與社運」的比例,很可能低於東亞學者。以台灣為例,不少基金會、協會、聯盟的參與者,都有學者的身影;很多教授都同時身兼某社運團體的理事,或積極投入政策諮詢(當然,其中也有不少是保守份子)。但這現象卻在英美沒那麼普遍。這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分工」更徹底使然嗎?我想除此之外,也是因為他們的學者更被發表壓力弄得喘不過氣,關心社會的方式只能透過學術產出來傳遞了。 只是,漸漸地,這股風氣也吹到了東亞,在大學與學者們競爭競爭學術績效(或避免失業)的壓力下,過去那種學者能一邊研究、傳遞知識,一邊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公共知識份子」想像,已經是種越來越困難的奢求了。 甚至,這類的現象,在年輕學界及其預備者中,已能夠觀察得到端倪。還記得,當初通過了台灣的公費留學考試,從朋友那兒輾轉聽說,已有通過者開始和周圍同學談起:「既然確定要出國唸博士班了,那下一步就是要找些人一起合作『衝點數』……。」所謂的「衝點數」,指的就是要積極發表學術著作,策略性地研究、撰寫、選期刊、投稿……,以換取高積分。倘若還沒正式進入學術圈的研究生都得如此思考,進入學界後這番「積點遊戲」,恐怕將會玩得更加瘋狂。 其實多數的學界中人,特別是社會科學界,對於這樣的變化,都抱著一定的憂心和無奈。畢竟,寫得多不代表寫得好,投得上稿也不代表是真有關鍵貢獻。單靠形式性的評鑑,又搭配了分配資源,必然對學術將產生扭曲效果,這都不難理解。 另一方面,在這趨勢下,學者的「勞動時數」往往不斷增加,屢屢到了有「過勞」風險的地步。已有英國學者嘗試記錄自身一個星期來的生活細節,結果發現說,花在處理跟學術相關事務的時間(包括授課、行政事務、研究、收發信件、修改論文、投稿等),一週高達65個小時之多。就算覺得規則合理,身體都可能受不了。 但這些憂心,都還沒能形成足夠的力量,對抗這個持續惡化的學術生產體制。為什麼? 學術惡性競爭的結構原因 英國肯特大學社會系的伊凡斯(Mary Evans)教授,在她2004年出版的一本書《謀殺思考:大學的死亡》(Killing Thinking : The Death of the Universities)裡,從多個層次分析了大學只把精力放在表象競爭,但不重視思想本質的現象。當要回答「孰以致之」這一問題時,她特別提出到了一個向度:因為學者們絕大多數都是從小就在競爭性的教育環境中成長上來,一路上過關斬將,最終拿到博士學位、進入學界,他們早已內化習慣了各種以量化競爭評比的活動,自然不會對這樣的遊戲規則有太大的批判反應。 但是,更進一步思考,除了「習慣於競爭」所致外,更根本值到討論的問題的在於:這樣的學術競爭體制對誰有利?是誰基於什麼原因,會想打造這樣的體制? 也就是說,或許會要「拚命發表論文」,是因為系所與學者間接受了這套要求,以這為目標來相互競爭。而能夠讓這套要求有效運行的來源,是透過官辦的「學術評鑑」,把論文以數量來進行排名比較(問題也不只在「量化」,近幾年各國也積極研發各種考量「品質」、更「準確」的互評方式)。但進一步追問:政府為何要進行「學術評鑑」,不斷加強學界的「生產質量」呢? 這可能有4個答案,前兩個是牽涉到需求端,後兩個是來自供給端。一來是政府預設增加學界的生產量,能夠促進一個國家可以援引使用的知識,這有助於該國經濟發展,所以值得用競爭評鑑的方式來不斷刺激。另外一種可能是,這種學界的生產量提高,其實對經濟發展也沒有根本的幫助,但卻能夠大幅消耗學者的精力,讓公共知識份子的理想不復再見,是一種國家治理學界的手法。 第3個原因則是隨著博士班擴張、想進入學界的人激增,在「僧多粥少」下,學者彼此間的競爭壓力因此加大,願意接受各種形式公平、但實質推離學術本質的論文生產競賽。第4則是源於台灣學界長期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公立/私立也有著不小的退休金差異;一個學者想要「向上流動」,只好接受這套紙上遊戲。在後兩個供給端的競爭壓力下,政府也就順水推舟進行學術評鑑,來當競賽裁判。 究竟是那個因素居重,還需要一個深入的社會研究才能得知。但可以確定的是,上述4個創發學術評鑑體制的可能原因,都和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息息相關。增加知識生產量、以知識經濟提高利潤率屬之;以學術評鑑控制學界、減少批判聲音屬之;勞動力相互競爭加劇,導致的勞動條件與環境惡化屬之;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屬之。倘若要清楚掌握,還是要將這些現象,置入一個當代學術體制與資本主義的關連裡思索。 相信在認清壓迫來源後,受壓迫的學術工作者,終有從意識覺醒,到採取行動根本對抗壓迫的那一天。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