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悲哀

明報 | 觀點 | 筆陣 | By 馮榮錦 2011-09-15 9 月6 日徐國琦教授於本報發表〈港大的悲哀與危機〉一文,本人希望在此談談香港的大學之悲哀。 教資會的無為、無知與無能 梁錦松、鄭維健、林李翹如、查史美倫、鄭維新,一個個商界精英,每一位都深受政府器重,委任多個公職,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主席,過往的,現在的和將來的。他們長袖善舞、運籌帷幄、決戰千里,一個決定動輒以千百萬元計,他們犧牲個人時間,兼任教資會主席一職,值得肯定,但他們懂大學教育嗎?你們看過大學教育理念之書籍嗎?例如前中大校長金耀基所著的《大學之理念》。你們有資格掌管教資局嗎?本人認為你們不懂大學教育,所知也不多,而當中卻有不少是錯誤觀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德格物,你們懂得多少? 教資會內設秘書處,共有60 多名員工,大部分為公務員,其秘書長是一位政務主任,技術官僚。秘書處在政策及行政上協助教資會,就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及撥款事宜上向政府提供意見。但他們懂大學教育嗎?本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另外,教資會除主席外,還有24 位委員,包括9 位海外委員,粒粒巨星,位位大忙人,而他們也是兼任的。真有興趣知道他們每位的會議出席率是多少! 教資會採取「無為」而治,他們最「厲害」的一種招數名為回撥機制,而這種方法亦廣泛應用於各大學校長、甚至院長之間,以「公平」地分配資料。近來其中一個例子是:教資會要大學回撥6%學額(嶺大是4%),然後叫各大學提交建議申請(當然大學會叫學院,學院會叫部門提交建議,是為「無為」而治),競爭被扣起來的學額。教資會說該機制能「逐步淘汰不合時宜的課程」——是以浸大將於2012 年取消物理系——荒謬! 校長的素質 校長是大學的掌舵人,大學理念的守護者、構造者和執行者。非常失望地,現今各大學校長沒怎麼一個合乎標準。相反,我們見到的是:有大學校長壓制言論和學術自由,導致倉皇下台;有大學校長學校支出嚴重超支,懷疑利益輸送,損害納稅人利益,裝神扮佛,戀棧權位;有大學校長與學生通宵看足球、一起Rap 歌,攬頭攬髻,難道這就是校長應做的事?這就代表好校長?有學院院長連講座教授也不是亦可以被委任為院長,明顯經驗、水平、視野嚴重不足,無問題,原因——自己人;有大學校長剛上任便打算辭退所有導師,盲目追求大學排名,弄得全校怨聲載道;有大學校長橫蠻無理,壓制學生活動,一任之後便落荒而逃……痛心的是,本人母校香港大學之校長亦變成「生意人」,求財去也,哀之哉!環顧現今大學校長,大多面目模糊,大眾連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 現今各大學校長,除了嶺大校長(以博雅教育為目標)以外,都是理科出身,看不到有多少人文素質。各大學的副校長,也絕大部分是理科出身。這些校長強調「理性」和統計數據,對「不理性」的人文學科不認識和不了解,他們重理輕文(人文學科),看重指標、排名,急功近利,大大影響廣大學生和教職員的發展。本人慶幸於「不理性」的社會科學學院畢業。 在我心目中,值得令人尊敬的校長只有高錕先生和兩三位校長而已。 現今大學是沒有靈魂的地方。 大學迷失了。 偏重科研看輕教學 絕大部分讀者都不知道,教資會撥款用於教學與研究的比例是多少,答案是75%和25%。是,是75%教學,25%研究,是三與一之比,不是一與三之比,不知各大校長有否忘記這些數字?不過,在此我肯定的告訴你,非常多的教授用於研究的時間(遠)多於教學。為何會是這樣?原因之一是各大學的升遷制度主要是看研究表現,教學表現聊備一格,充撐場面而已。 為何會有這種現象出現,原因之一是publish orperish(可翻譯為「不成功,便成仁」)。原因之二是研究表現容易量度,數數量,數「質量」(影響因子,被引用率等數字)便可。而最主要原因相信是,大學高層高度重視研究,因研究表現對大學排名有莫大影響,至於教學表現,似有若無。 「重研究、輕教學」,是從哪時開始的呢?答案是從科大建校開始。科大一開始便採用美式學制,大量聘請美國大學博士畢業生、美國大學教授(很多是兼任的或在美國停職留薪到港工作),行美式publish or perish 制,令大學迅速爬升。之後,各大校長如獲至寶,紛相仿傚,導致「重研究、輕教學」的苦果出現。遺憾的是,當時香港大學亦積極參與這遊戲。堂堂一間香港大學( 當年只有三所大學),百年基業,應該有更崇高的願景。 盲目追求大學排名 回歸以來,首任教資會主席是梁錦松,一個非常成功的商界人士。他「辦教育」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照搬商界的一套用於大學教育上,和他以前任教統會主席時用於中小學教育的方法如出一轍。他採用「負責任」(accountable)制,衡功量值,顧客(學生、家長)至上,大大改變了大(中、小)學生態,令致不少教師慘淪為企街。 大學校長遵從「負責任」(accountable)制和希望提高認受性(accountability),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大學排名提高。郭位上任時說會爭取把城大世界排名進入一百位內;徐立之校長說會帶領香港大學,世界排名在25 位內,港大更於2007 年排名18,比史丹福大學還要高,我當時感覺不是可喜,而是可笑,現在回想起來,更覺可悲。超英超美,學術「大躍進」。 不知各大校長是否知道, 「重教學」一樣可以排名很高的,Dartmouth College 美國大學排名第9 位,Emory University 排20 位,她們都是非常有名的博雅教育之大學。 大學排名,是虛也是實,絕不容易拿捏得準。可惜,各大校長多採取蠢方法,牢牢抓緊,大大扼殺了創作空間、言論自由。當然,校董會主席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些主席好高騖遠,對大學的發展帶來不少負面的影響。 … Continue reading

大專教育的一些反思

A19 Sing Tao Daily 鄭宇碩 2011-09-01 由八大院校教職員組成的一個關注組,批評現時教資會集中諮詢八大院校校長,而過往代表十二個大學工會的高教聯曾多次約見教資會,均不得要領。上述批評反映大學科層官僚化的趨勢,教職員感到意見不受尊重、缺乏表達的渠道,而校長儼然成大學企業化後的CEO。 理想的大學應該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有它的傳統精神和清晰理念,而這個群體對前者有強烈的共識。這樣大學的發展就比較能夠避免短視。現時探詢一下本港大學生對所屬大學傳統精神的了解,相信難有滿意的答案;除少數的學運分子外,同學們談不上對社會和國家民族的承擔。 各大學校長在教資會的競爭機制下,以大學的國際排名為主要指標。在這單一指標的考慮下,凡屬對提升國際排名有利的,大學當局自會大力支持。大學的目標既然簡單明確,對教員的誘因和評核自然依目標辦事。教員明白最重要還是在頂尖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其餘均屬次要。 大學的目標簡單化後,管理層的權力自然較為集中,校內諮詢工作也趨於簡略。在教職員眼中,大學企業化,校長成為CEO,管理層的薪酬近十年大幅提升,與一般教職員的差距拉大。教職員與管理層的關係逐漸變成下級與上級的關係,再也不是同僚的關係。 由於大學的發展漸趨飽和,年輕學人在大學尋找工作的機會欠佳。大學為求打響知名度,重點網羅國際知名學者任教。這樣的資源配置,對本土年輕學人不利;本港政府亦無培育本土年輕學人的政策。 教師為評價討好學生 更有甚者,年輕學者尚要取得終身聘約和升職,對他們的要求愈來愈高,因為他們的議價能力低。從他們的觀點而言,這些要求比已「上岸」的資深同事還要高,他們認為不合理;相對而言,他們的升遷機會比前輩同事差。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多數埋首研究,其他的事情包括教學成為次要。為求取得學生較好的評價,通常的策略是討好學生:功課少,分數高,考試範圍縮小及清楚界定。這樣學生自然沒有甚麼怨言。多數教授對學生也避免嚴厲的批評。 雖然本港大專院校國際排名高企,但學風則不敢恭維。尖子學生依然表現理想,但一般同學因為差不多一定合格、升級、畢業,學習不認真的比例相當高。上課出席率低、遲到等問題成為通病,閱讀量也嚴重偏低,肯定不是國際一流大學的水平。教資會成員以商界領袖為主,他們對本港大專院校情況是否熟悉,能否抽出足夠時間去履行職務均屬疑問。為求中立,教資會倚賴外國的有名學者和專家,但他們對香港的發展要求、民意以至學生的情況所知有限。難怪一般大專院校的教職員對教資會缺乏好評。 鄭宇碩 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基層‧大學生

編按:新學年即將開始,以下是中大基層關注組的同學所寫的一篇迎新文章,可從中一窺現今部分學生的文化面貌。 基層‧大學生 首先,恭喜你,已經成為中大人。但與此同時一個將可能伴隨你三年的問題亦隨之而來。對比起中學生,大學生活有更多自主的時間。我們得問除了上課,這三年的大學生涯該做些什麼?又或者,大學生是什麼?   對於大學生涯該做什麼這個問題,坊間早已提供一些「標準答案」:不外乎是「大學五件事」、「砌好CV」等較個人的方向;但大學生的身份是否就只等於「讀書+玩樂+準職場訓練學員」?可是除了這些「標準答案」,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大學生身份本身就是一種「優勢」──受著高等教育學習進階知識、擁有學位資助、相對一般打工仔有更多自由自主時間、無需交稅等……這些「優勢」不是理所當然自有永有的,那是由受基層(即支撐社會發展之根本,為社會提供最大勞動力卻又承受著資源分配不公的一群)的勞動成果供養著。成為大學生本身,我們已經意味著踏著很多制度上的「弱者」而「上位」──包括基層。然而,當我們享受著社會上大量社會資源時,有沒有想過這些以血汗供養著我們的基層?又或者,有沒有嘗試去了解過為何現存制度會產生資源分配不公這個現象?    嚴苛的工作環境(長工時少休息)、不公平的待遇(低保障低薪的勞工外判合約)、大財團的欺壓(領匯對小租戶的迫遷)、政府小修小補似有還無的幫助(給交通津貼,卻縱容利潤甚豐的公共交通不斷加價,不偏幫大財團已偷笑了!)等等,這些基層常常面對的狀況並非理所當然的。這些問題不是一句『係咁嫁la』 可以解釋,當中反映的是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因此,我們擁有的「優勢」,不應只為了用於上段較個人的方向,更應用來幫助身受不公的人,以至檢視整個現存社會制度。若我們取下來自基層的資源,卻只顧自己,無視他們受剝削, 那,我們豈不是剝削的共犯?──奪取他們的勞果成果卻又從未想過他們的處境。    「嘩,一成為大學生就有咁大責任?」/「做共犯咪做共犯囉~」/「都唔關我事啦!」。或者你試想畢業後投身社會的工作情況,可能是這樣子的:背負著十多萬的GRANT/LOAN,打一份可能人工只有一萬多些少少(或更少)的工、超長工時、無補水OT、「今年不知明年事」的合約工作……生活漸漸只剩下工作及生存。這不正與基層面對的境況──工時長、合約制等大同小異嗎?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學生與基層面對同樣問題,包括面對勞工權益欠奉及勞資不平等問題,我們可謂「命運共同體」。而生活在同一制度下的我們──基層及大學生──無一能逃過被剝削的命運;而只有一同反抗制度的不公,我們才能共同走出困境──幫助基層其實同時幫助自己。    雖常說關心及幫助,但是否只偶然像到街上賣賣旗、做做義工等的那種「關心」?就只是止於一種同情心? 我們能否做長遠的工作,而非走馬看花的參與?若果如上述所言,基層與大學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就知關心基層不應只出於同情心 ,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正如中大學生報某年迎新特刊所說:「我們認為大學生不應只站在一個施捨的角度『關心』基層,因為他們之所以成為基層的原因背後有很多原因,例如社會階級的作用、新自由主義下對他們的不公義等等。我們關注基層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社會不公義,而不是單單認為他們很可憐。」 因此,我們的關心及幫助,不應只因好奇是消費式的,而是要透過持續的探訪落區了解基層,了解他們的想法及難處,了解那些不公背後的原因,並嘗試改變這些社會結構性不公。   「嘩,改變社會不公,有冇可能呀……」   然而,如果甚麼都不做,當然不可能;只要你肯嘗試,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只要你肯嘗試踏出第一步。也許我們不可能一時三刻革命式般改變整個不公義的制度,但我們能由身邊開始做起,進而漸漸改變社會—–從身旁所觸及的不公義起「革命」。    如何從身邊做起呢?譬如,在年初,善衡書院工人被拖欠薪金兩至三個多月,他們於是堵路,希望得到校方幫助取回薪金過年,取回其薪金好讓他們能有錢過年。當時有些同學(也包括基關組成員)得悉事件後,馬上到場趕到該地聲援工友,並共同與校方洽商,最終外判商答應支付工人八成薪金。經過此事後,基關組成員認為校方並不重視外判工人在校內的情況;因此,我們認為作為肩負起社會責任的大學生,尤其當這些不公義的事發生在與自己密不可分的 校園內,就必須要關注校內外判工人情況及並向校方反映以作出改善。於是,我們自發地為此進行校內調查,而調查後發現有些工人仍受到不公平待遇。我們於是聯同中大學生會透過傳媒向校方施壓,結果令校方答應完改善校內外判工程的監察制度及改善工人校內工作環境。從此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可知,要改變並非不可能;但假如你對身旁發生的事都不聞不問,又如何改變社會、消除不公呢?   手執著這份特刊的你,還在等甚麼?快加入基關組吧,讓我們一同朝著更公平的改變社會的方向進發吧!

UGC關注組擬約見鄭維新

明報 2011-07-15 【明報專訊】近40 名八大院校教職員,近日組成「UGC 關注組」,對本地大學發展提出6 項訴求,並準備約見教資會候任主席鄭維新,要求教資會(UGC)日後加強與八大前線教職員溝通。 關注組召集人兼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副主席黃創儉批評,教資會近年做法令本地大學教育漸趨商業化,並成為政府操控大學的工具。 不滿集中諮詢八大校長 黃創儉表示,教資會功能理應是蒐集八大院校的意見,然後代為向政府爭取資源,作為大學和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不過現時教資會集中諮詢八大校長,過往代表本港12 個大學工會的高教聯曾多次約見教資會亦不得要領。 他續指出,20 多年來教資會一直由商人出任主席,加上教資會推出回撥機制,要求大學每3 年上繳學額再競投,以及在2012 年起分9 年將13 億元固定科研撥款改作八大競投,種種措施均令大學日趨商業化和功利化,發展變得短視,認為有必要檢討教資會的功能和存廢。 指有必要檢討存廢 關注組成員兼高教聯秘書姚沛滔補充,教資會自03 年起凍結大學人手撥款,但過去8 年通脹升溫加上大學擴張,令大學需動用儲備補貼教員加薪,部分大學校董會主席僅承諾跟隨政府加薪幅度至明年。 他舉例,城大今年跟隨公務員加薪幅度,為全校教職員加薪, 預計涉及1 億元額外開支,但政府只向城大增撥8100萬元,餘下2000 多萬元需動用大學儲備支付,擔心未來數年通脹問題會更加嚴重,令學校儲備難以應付,要求教育局和教資會檢討問題。

6大學教員批教資會

2011-07-12 【明報專訊】35名來自6間大學教職員組成的「UGC關注組」,今日在報章刊登聲明,批評教資會在2012年起分9年逐步將固定研究撥款改作競爭用途,擔心會令八大院校「重研究、輕教學」,令院校比以往更加短視和功利,要求政府檢討教資會職能和問責機制。 簽署聲明包括中大教師協會會長黃創儉、港大職員協會副主席楊默、浸大教職員工會主席李建賢和教協會長兼城大教職員協會理事馮偉華等各大學教職員,聲明指教資會多項措施,如在2012至15年,要求大學把6%學額回撥教資會,供八大競投,以及委任商人擔任教資會主席,會令大學教育走向商業化。

周錫輝:我心目中的英雄

陳善群 認識周錫輝,不覺已有四十年。一日與他相識,他便會成為你永遠的朋友。我有幸於1971年認識他,自此,我相信縱使天塌下來,也有這位大漢頂住,凡義之所在,他必挺身而出。 周錫輝有很多稱號︰周師傅、周SIR、周校長、周輝‥‥‥而我最喜歡聽到別人叫他做「周佬」。 他真是非常老實,一點也不花巧。幾十年最常見的打扮是背心、短褲、膊頭背著一個耐用的袋子。昂首闊步,游走於各式各樣的人脈中。他坐著時,腰板挺直,手總有要忙的事,口永遠有說的話。沒事情時,他站著都在練功、鬆胯、擺動身體某個部份。在我四十年的感覺中,他有無盡的精力去做他的事。 進入新亞書院讀書時,他就是我們的學生會會長,帶領著同學們經歷了「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反貪污、捉葛柏」、「保衛釣魚台」等轟轟烈烈喚醒人心的運動。他們的呼喊使我們從「自我中心」到「關社認祖」,從「學分至上」到「追尋理想」。我敢說︰七十年代前期,在新亞書院參與學生會的同學中,無一不曾受周佬那份熱血所感染。

一個也不能少:中大校友評議會的領導權

一個也不能少:中大校友評議會的領導權 葉蔭聰 2011-07-10 朋友說:有怎樣的社會,有怎樣的大學;按道理,就有怎樣的中大校友評議會。不信,請看今年的會員大會(2011.7.9)。 不了解中大校友評議會的朋友,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背景,至於知情者,可以跳過以下一節。 中大校友評議會「系統」內外 中大校友評議會是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成立的,所以,由誕生之日開始,「評議」二字在其目標中已無界定清晰,甚至根本沒有提及評議甚麼,更在大學管治中沒有正式地位;相反,條例卻確立了評議會為大學增進利益,以及促進大學與公眾的良好關係。校友繆熾宏在昨日的會員大會上更明白地說,評議會是個功能早已被「閹割」的機構。再加上它沒有自己的行政單位,只能靠校方的校友事務處提供日常行政支援,所以,從架構上難以對校政有獨立評議功能。 事實上,過去十八年來,主席及常務委員,皆由跟中大校方關係良好的各書院校友會領導人物擔任。例如,第一屆主席李金鐘,既曾是中大及新亞書院校董,也曾是新亞校友會及中大校友聯會的主席,以後歴屆主席,包括昨天成功當選主席的陳志新,也是類近的背景。同時,他們又的確得到大量較積極參與校友會的校友成員所支持,因此可以說,他們形成了一個非常穩定的「系統」。 至於系統以外的校友能選上常委,只屬少數,例如陸耀文、黃世澤。「系統」外的校友關注以至爭取選上常委甚至主席,全因為中大校方的政策一直受到極大爭議(成立新書院事件、教學語言政策、校園規劃等),部份更涉及香港的政治事件,最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去年中大校方(當時校長為劉遵義)反對讓民主女神像進入校園事件。不過,他們相對「系統」內校友,既缺乏在中大校方中的人脈關係,也缺乏校友會這些平台及動員組織,說得難聽一點,是「散兵游勇」。 因此,中大校友評議會成為一個政治角力場,而且,兩派立場及利益不同的校友更日漸壁壘分明。 中大校友評議會已不是第一屆受媒界關注,不過,今年競選主席職位的候選人,有許多或明或暗的故事,引起媒界的興趣。過去幾年間中捲入媒體政治新聞以至八卦的周澄,只畢業了一年,便參選主席一職,而其競爭對手,即「系統」內成員,則是被指為民建聯黨員的陳志新。同時,參選常委的有「系統」內的區月晶及梁裕龍,也有「系統」外的李達寧,他是近年成為文藝青年聚腳點序言書室的董事,至於陸耀文則爭取連任,他雖然是校董,但也不屬這個「系統」。 心急如焚的主席 不過媒體鎂光燈的焦點,跟會議的關鍵往往不一樣。 下午二時十五分,會議還未開始,便開始了與候選人會面環節。在短短四十五分鐘裡,跟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的氣氛當然相差很遠,但也有不少火藥味。例如,陳志新若有所指地說有些校友提出「不正常」的言論抨擊校方及評議會,並自命「真誠」為中大,而周澄則指有人迴避自己的政黨背景,不過,要迴避的不止於此,還有過去幾年的爭議事件。同為新人的李達寧提出教學語言問題為例子,要求加強監察校政,另一「系統」外的候選人陸耀文,憑著他在評議會中的經驗及觀察,點出了整個權力格局。他說,這次選舉中多位候選人有聯票之勢,令獨立候選人被邊緣化。但他的對手區月晶及梁裕龍對這些事都沒有表態,而是擺出一副要求以和為貴,提升校友及校方形象的姿態。 到了三時許開會了,主席宣佈有323人出席(到了表決修章時,增加至420人左右),會議正式開始。正常會議都要通過會議紀錄,但會員大會議程上變成「省覽」。從這份「省覽」的文件中,是無法感受這個會議中的衝突及矛盾的,因為,去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有成員質疑選舉合法性及安排,結果,爭論了兩個多小時,劍拔弩張,最後令當日所有選票作廢,會議也被迫休會。結果,要到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才再續會。校友莊燿洸指出,會議記錄有多處沒有交待清楚,包括了去年這樣嚴重爭議,竟然在紀錄中只有不足三行的文字交待。同時,他亦要求,會議紀錄要會員大會通過。 主席兼會員大會主持劉世鏞似乎很心急,他雖然同意可以修改,但是,要求放在會議結尾處理。他心急如焚,以至在報告事項中,差點漏了校董會代表報告及財務事項報告。 報告之後最緊急的,當推「表決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章程、章則」,劉主席最初只容許五分鐘討論!他解釋,已在修章的委員會中討論過,之前也徵詢過成員的意見。可是,很明顯,台下許多成員是第一次知悉要修訂章程及章則,而當中最受詬病的修改,是有關登記出席會議之期限,由會議日期「前一天下午六時正」改為「之前八天下午五時正」,而委任投票亦同樣要在八天前。許多校友表示,自己及朋友根本要到最後幾天才確定自己是否能出席,這會排斥更多校友出席會議。劉主席解釋,是因為秘書處工作太繁重,需要長一點時間處理及核實登記者及委任者的校友身份。有校友私下擔心,八天這麼長的時間,容易讓某些有心人用各種合法或非法手段,取消某些登記者或委任投票者的資格。 不管如何,修改確是第一次在會員大會上提出的,而且,也只有五分鐘(後來經爭取後改為十分鐘)的討論,台下有不少校友反對,要求再作諮詢,也有人提出刪除委任票,因為,委任票容易造成操縱,委任者不出席會議,其投票意向容易被扭曲。當然,台下亦有人高喊要盡快表決,高喊要保留委任票,會場中開始出現一些對罵及混亂。不過,這時大概便可以看到,「系統」內的聲勢的確較大。在混亂中劉主席一意孤行,強行要表決,結果,三項修章事項皆通過了。 不過,即使是表決,也令人對劉世鏞主持會議的基本功及常識嘆為觀止。也許因為太心急,劉主席拒絕讓反對及棄權表決,當他只得到贊成者票數,計算過超過三分二(修改章程)及二分之一(修改章則)便匆匆宣佈通過修訂!在不少會眾喝罵下他也當作沒聽到。台下有會眾指,評議會連一個中學學生會的會議水平也不如,有人認為,連北京人大開會也會點算反對票,中大評議會是否淪落至北韓的水平。不過,亦有支持主席的校友認為,只是有些人有心鬧事,他們為通過修訂拍手稱賀。亦有「系統」內的常委在休息時私下認為,劉世鏞主持會議的能力實在差勁。有資深校友評說,劉世鏞一方面想急就章通過修訂,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不想選舉再被拖延,拖得愈久,「系統」支持者可能會不耐煩而離場,「系統」的候選人可能會失去選票。 筆者有一疑問:劉世鏞明顯違反會議常規會否讓人告上法庭?一位法律界人士認為,原則上沒有反對及棄權表決的決議(也沒有修訂空間),的確違反常規,是可以鬧上法庭,有機會否決原來的決議。但是,一般法官可能都會認為,所涉問題不大,拒絕介入。不知劉世鏞是否之前衡量過風險?不過,劉主席跟曾蔭權一樣,即將落任,這些事他大概也不介懷了。 討論議案,突然「開明」 到了四時五十五分左右,進入投票階段。投票後,在點票過程中進入討論事項,主席劉世鏞要前往另一房間監票,會員大會交由副主席李劍雄主持。同時,許多校友亦在投票後紛紛離場,結果,由最高峰四百多出席者,驟減至一百四十人左右(往後更少)。 之前劉世鏞這個「急先鋒」,換上了李劍雄這個「慢郎中」,是他們性格有異,還是策略有變?討論議題有兩個,一個有關「民主女神像」、「中大深圳校園」,前者其實爭議不大,後者欠缺細節,只及原則,所以也沒有爭議。可是,主席這次出奇「開明」,竟讓我們討論了超過六十分鐘! 值得一記的是,原來由陸耀文、繆熾宏及許漢榮提的動議,由蔫任常委謝家祥分成三個動議,結果,成員通過了永久置放「新民主女神像」於中大校園,以及要求校方撤回「政治中立原則」的立場及言論,但是,竟然在不少「系統」內的校友反對下,無法通過要求校方向全體中大成員道歉。由此,可見,有人對中大校方的面子還是非常著緊的。另一值得可喜的事,有關深圳校園一事,在大比數下通過了要求中大深圳分校必須以堅守中大自主和學術自由作為大前提(只有一人反對)。不過,有關規劃還有許多細節還未清楚,相信以後還會成為爭端。 力量懸殊的政治角力 最後選舉點票結果,可以讓我們看一下兩派人的實力。票數有1,903,換言之,平均每位出席者帶了3-4張委任票。陳志新得到1,405票當選,周澄只有463票落敗,而當選常委的也是「系統」中人,包括區月晶及梁裕龍,分別超過1,300票,而李達寧及陸耀文也只有不足500票。保守估計,不管出席人數或總票數,兩派力量之比也是1:3左右。 無可否認,從選舉佈陣,到會議安排上,也見到筆者所說的「系統」有比之前更強的統治及防衛意識及策略,而「系統」外的力量缺乏組織、協調及動員,不要說改變權力格局,就連製造獨立候選人的可能性也沒有,只剩下少許議政空間。過去兩屆,也有「系統」外的常委,現在則一個也沒有,而且,開會時主席對關鍵議題的強行過關意志堅定,不惜粗暴行事,冒著一定法律風險,要得到的議席、規章上的優勢及制度資源,一個也不能少。也許,去年六月的會議難產,令「系統」中人感到巨大威脅,形成更大的意志及動員力。 筆者感到,從此,中大評議會似乎連最後的以禮相待的面紗也扯去了,政治角力肯定在後頭,這也算是香港政治化的一個縮影。

沈祖堯:大學排名與優質教育:孰輕孰重?

此文轉載自沈校長的網誌 http://www.vco.cuhk.edu.hk/js_blog/index.php?option=com_jaggyblog&task=viewpost&id=46&lang=zh-TW 大學排名與優質教育:孰輕孰重? 沈祖堯 大學排名近年備受公眾關注,近日QS公司公布的亞洲大學排名即為一例。香港三所大學位居亞洲榜首五名之內,另有三所位列五十名內。不少人對這些排名制度採用的方法所知不多,便都把大學排名(或個別學科的排名)奉為無上權威,視為評核排名榜上各院校表現的最重要尺度。 部分學者和大學領導層更極度重視如何「參與遊戲」。為了獲得更高名次,一些大學甘願施展「策略定位」手段,招聘知名度高的研究人員,以刺激研究產量──嚴格來說,這些都是校外製造、可以即時納為己用的研究產物。傳聞有些大學甚至付酬予外地教授為訪問學人,以便將其名字列作附屬教學人員,從而將其研究成果計算在內。這樣一來,我們跟聘請外援的球會有什麼分別?這些掛名或美其名短期的「星級研究員」,可會惠及學生或提供優秀教育?他們對建立一支長遠持久的研究團隊能有多大貢獻?他們的研究對本地社群又可帶來多少裨益? 一旦要參與排名這個遊戲,「影響力低」的研究範疇(以期刊影響因子和被引用次數計)便會受到邊緣化。食物安全、環境科學、人文學科和某些社會科學學科便是例子。本土相關性強而對全球影響力不大的學科,一般被視為次要。如果大學的使命是教育學生、創造知識,以改善人類生活的素質,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同時促進我們的文化和承傳的話,我們便需要在「影響深廣」的科學∕技術研究和影響力相對較低的人文學科研究之間維持平衡。 前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Richard Levine)在他1993年的就職演辭裡引述著名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說:「耶魯的首要使命是知識與文化的保存和精進。」在某些排名榜上,耶魯可能屈居哈佛、史丹福和劍橋之下,但始終是高等教育的神聖殿堂。耶魯以推廣自然科學、人文學、藝術、神學和醫學為榮。而且,據萊文所說,他們尤其以重視本科教育的傳統為傲。他們的使命是培養年輕人廣闊的全球視野,激發他們的潛能和想像力。耶魯專注栽培年輕領袖,過去三百年來,耶魯的畢業生包括四位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人士、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五位美國總統中的三位、班傑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和喬賽亞.威利亞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等傑出科學家、首位美籍非裔博士愛德華.布歇(Edward Bouchet)、美國社會學派始祖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還有無數的音樂家、藝術家和音樂劇作者,以及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約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密歇根、康奈爾、喬治亞和加州等大學的創校校長。不過,這種種輝煌成就,沒有一項會被今時今日的排名計算在內。十年之後,有誰會記得某所大學排名四十還是五十?但是,一所大學能培育出優秀的畢業生,則勢將因此在歷史上流芳;事實也正如此。 今日的大學在教育學生、啟導學生方面可夠重視?哈佛學院前院長哈里.劉易斯(Harry R. Lewis)在其《沒有靈魂的卓越》一書裡指出,當今「教授是以學人和研究員的身分獲聘,而非為年輕人解惑、釐清價值和觀念的導師。大學不期望教授幫助學生,而是另聘輔導人員和顧問,甚至免除教師在這方面的職責,吹噓同儕輔導制度,利用學生做教授當做的工作,且引以自豪。」排名已把大學的首要使命──教育──排擠為旁支。 目下所見,社會似已接受了我們教育制度價值的轉變,實在令人惋惜。有些學生報讀大學或主修範疇時,不是基於興趣,而是該課程的排名。有些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不是基於教育素質,而是大學的排名。有些僱主招聘大學畢業生時,不是基於他們的才幹和品德,而是他們所唸的大學的排名。有時候,大學的贊助人提供資源,不是基於他們對提升教育素質的認同,而是大學排名採用的表面化的研究指標。我們常常慨嘆教育制度因市場價值而蒙污,可是我們(學生、家長和僱主)卻也有份造成這問題。 且讓我們返璞歸真。大學教育的本質就是模塑生命、幫助年輕人發展為思想成熟、才德兼備的成人。書院是引導學生了解自我、尋找理想和人生目標的地方。延聘教授是要讓他們當學生的良師益友,循循善誘、啟迪年輕人心智,與他們分享價值和哲理,同時提升他們的知識水平。我們該對信賴我們的社會,對給我們提供資源的納稅人,最重要的是,我們該對把其黃金歲月裡的學習機會交託我們手中的新生代負上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給關心母校和我城的中大人

我參加過多次中大校友評議會的周年大會,都不是一些愉快的經驗。我不是要怪誰,以我對把持評議會的一班老校友的理解,他們大多不是甚麼壞人,都對中大有一份感情,渴望中大蒸蒸日上,覺得母校的成就是自己的光榮。他們講求輩份,視中大人為一個大家庭的成員,長幼有序,主張和諧與包容,家醜不要外傳。以往參與評議會的人不多,有甚麼問題都關上門解決了事。問題是,時代不同了,中大人這個群體變得很巨大,意見龐雜,對評議會和大學教育的本質,以至周大會議規程的詮釋都有莫大差異,去年周大被迫腰斬,除了暴露籌辦單位成員準備不足的缺失外,更說明昔日單憑一班老鬼靠通融,靠「放水」讓自己人過關的處事方式無法回應會眾的嚴正要求。 經過一群年青校友和校友關注組—主要成員為七十年代校友,因反對劉遵義倒行逆施而成立—的努力爭取,以及零五年發生了崇尚中環價值的老校友恐嚇學生事件,舊式家長作風的保守勢力備受非議,有所收斂,近年評議會的表現總算向開明社會的文化靠近了一點。沒料到今年評議會主席選舉,由於競爭激烈,出現不尋常的拉票活動:有公關公司積極介入,統籌助選事宜,利用傳媒的版位做選戰的宣傳機器,軟銷某些助選人的形象,又動用人際關係網絡的資源在飯局上箍票。有校友便收到任職公司上級的通知,感受到壓力,要交出授權票給某候選人。事實上,「公司票」這回事在評議會的選舉早已存在,早幾年,一個人可手握五十張授權票,我便親眼目睹過有身為大公司老闆的校友在周大會場於大疊授權票上簽名。這種有礙公正選舉的情況早應取締,可惜,直至今時今日,有頭面而一心要取勝的參選人仍舊倚仗權勢去影響競選結果,而不是訴諸理性辯論去說服選民證明他是合適人選。更可悲是,這些人的做法使選舉蒙上金權政治的陰影,至於選民看見選委會疏於處理選舉經費上限的問題,亦很容易產生有財有勢之士勝算遠較一般校友高的疑慮。 我不是要針對任何人,我要針對的是一種不健康的議會心態和文化。耍盡手段爭勝的人無非是害怕輸了選舉沒面子,此乃人之常情。習慣所謂上流社會遊戲規則的人,素來把校友會這類組織當作名人和私家俱樂部,是名銜、金錢和權力的交易場,派卡片、拉關係,攀龍附鳳—這些行為助長的自然是阿諛奉承的風氣,我們無法想像一心兜攬生意和力求攀附上位者,在校友會的活動上,基於捍衛真理而出言頂撞位高權重的前輩。這種只說好話的場合滋生思考的惰性和一言堂的大佬文化,以生意大小和權位高下而非個人素養來論英雄,根本地違反大學的人文和批判精神。更糟糕者,這股不良風氣正在加強對校友評議會的影響,很多人根本弄不清這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以為是聯誼的地方,是中大校方的啦啦隊和籌款機器。殊不知它有獨特的地位和使命,最重要的是從持份者的批判角度和校方保持良性互動,提供校友的專門知識,督促大學高層,造福社會,造福人群,而非專注於爭名奪利。 所以,誰會在選舉中勝出我並不是太關心,正如網上流傳著一個叫Lai Chak Fun的朋友的留言,她(他?) 指出這次評議會選舉有重要意義:「專上學府打破一個缺口,便有機會發生示範效應,鼓勵其他院校造反。大學教育商品化和集體墮落已經令人不堪入目,戕害師生,是時候破舊立新了。」沒錯,面對香港發展的困局,我們總覺無奈和乏力,姑勿論有多少人在七一走上街頭,甚或堵路,都無助於解決苦無出路的根本問題。但假如還未放棄,還是相信有改變的可能,我們在各種現實政治的抗爭以外,亦不能忽略從微細的地方做起。社會的腐化由日常生活的環節擴散開去,我們也要由下而上衝擊僵化落後的體制,累積改變的動力和理論資源。校友評議會正是社會的縮影,他們的思考模式和作風植根於急功近利的文化基因,和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同出一轍,對大學以至高等教育界的結構性問題欠缺基本認知,只會依附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而行。不徹底扭轉這情況,使其從被動的附和者進化為積極的議論者,驅使大學(界) 做真正有益於社會進步之事,而非盲目追逐排名和埋沒本土學術研究的重要性,香港的局面將因缺乏知識燈塔的照亮而更加慘淡。 大學擁有最豐富的資源和人才,有責任出最多的努力幫助社會變得更美好。而中大又是本港少數擁有校友論政平台的大學,所以,這次選舉的意義,並不是如某周刊所講在於甚麼奪權不奪權。任何關心母校和我城未來的中大人,可以的話,請研究一下各候選人的政綱,比較當中的差異—未報名的請盡量報名出席七月九日的周年大會,不打算出席者,至少也深入思考一趟大學對社會可以作出的貢獻。因為,任何有改良意義的變革,都是由每一個像我們般普通的人開始推展的。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假如有中大精神的話,就讓我們於今屆評議會周大中再次體現吧。 陳日東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日

李達寧校友參選中大校友評議會政綱

編按:李達寧校友(新亞哲學2003)畢業後致力經營學術文化書店序言書室,是次參選競逐常務委員,撰寫了一份政綱,上載於此,供各位參考。 參選感言: 作為一個中大人,一直覺得真正承傳中大精神的,不是大學的管理層,而是一代又一代受中大理想鼓動的同學。而校友評議會長久以來只會附和校方,也使人覺得它是建制的一部份。由是, 我承認對校友事務一直比較冷感。但6.4 二十一周年的民主女神事件改變了我的想法。面對校方的打壓,對言論自由的干預,對良知的侮辱,所有校友都要仗義執言了。6月4日晚上,以萬計的校友護送民主女神像回校,令我明白,中大校友都是正直善良的。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可以讓自由、開明的聲音抗衡校方的保守勢力。到上年的評議會會員大會,我也參與其中,也預期會見到一些分歧。但讓我震驚的是,評議會作為一個法定組織,會議上竟毫無規矩可言。對章程的不認識尚不致命,最可怕的是得過且過的態度。主席完全不理會程序問題,但求盡快結束會議,是對評議會和校友的不尊重。我難以想像這就是評議會運作的常態。為此,我今年決定參選,希望革新評議會的風氣,注入認真的態度。另外當然是把真正開明自由的聲音帶入評議會,使校方明白還有許多中大校友不滿建制的任意妄為。 信念: 1. 中大是自由、開放的,絕對支持學術和言論自由。 2. 凝聚校友正直、開明的力量,守衛創校理想, 為母校未來正確發展出力。 3. 中大校友所累積的力量,是香港的社會資本,加以善用,可以推動社會走上更自由、平等的道路。 政綱: * 校政事項 – 關注校方的收生政策:近年校方每每提出新的收生和編配書院方式,箇中未必有考慮到學校和書院傳統,更少提到學生歸屬感問題。 校友應透過評議會監察及多提意見。 – 關注大學校園建設:校方近來大興土木,之前皆缺乏咨詢。友校回校,每次皆覺面目全非。評議會可擔任更積極的角色, 為保存全港獨有的美麗校園出力。 – 關注中大的學術自主和自由:學術自由是知識的基礎,但面對政治和經濟的壓力,我校的學術自主每下愈況。校友此時應要發揮影響力,匡正大學教育商品化的歪風,使我校不負知識殿堂之名。 * 評議會事項 – 打破評議會小眾運作的局面:長久以來,評議會皆由小部份熱心的校友主持,但這已不能面對新的社會狀況。我們需要更多校友的關注才可以捍衛中大的理想,維持過去的優良傳統。我們應該善用網路, 讓校友理解評議會各項工作,令更多校友關注及監察校政。 – 提高評議會的透明度及問責性:由於過往關注評議會的校友不多,故評議會往往在沒有咨詢的情況下以中大校友代表之名行事,而所作所為不符期望時亦不見有何後果。把評議會的工作透明化, 可讓評議會的運作受更有效的監察。 – 引入青年校友的聲音:評議會慣性由較年長的校友主持,其運作不免未能考慮青年校友的意見,對年輕校友的關注亦較少。本人將努力把年輕校友的想法帶進評議會,使之更具代表性。 聯絡方法: 電郵: daniel@hkreade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