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政策判論掩蓋法理？
——評中大教學語言司法覆核判辭

莊耀洸

（網頁編者按）本文刊於2008年4月19日《明報‧世紀版》，評論有關中文大學教學語文的司法覆核，從法理角度對判辭提出疑問和批評。作者為中文大學校友、律師，現在香港教育學院任教。

鑑於《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弁言（即序言）明言中大的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中大近年的英語化政策於是觸發司法覆核，中大學生李耀基以訴訟方式，尋求法庭宣告「中文為中大主要授課語言」具法律約束力，並要求推翻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
高等法院張舉能法官在2 月9 日裁定中大勝訴，指出中大在法律上不必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中大可以自行選擇，惟作出選擇時仍需具智慧和負責任。
無疑，法官並非建議中大應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或非如此，便不能達至弁言所列的中大三大使命（判辭第92 段）。根據判決，即使中大創校時有中文授課的理想而現在決定放棄，也不屬違法，法庭不會出手干預。
其實中大是否違法極富爭議性，玆就其中要點，逐一討論。
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竟變成「可以為」中文
首先是對字義的理解，法庭認為條例中之「為」字不具規範性，而是「准許」、「授權」或「容許」的意思（判辭第75 段）。換言之，法庭將「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理解為「主要授課語言『可以』為中文」，法庭這種具有創意的理解，有何根據？
法庭指「為」字可用作描述或容許，具體意思要視乎脈絡而定，由於「為」字有不同解釋，即語意含混，故此法庭認為無助詮釋有關法例條文（即第8(a)條有關教務會的權力，判辭第65 段）。
問題在於從文字上看， 「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意思十分清晰，尤其法例的中文版只是翻譯，法例在1963 年通過的英文版原文是：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hall be Chinese」。然而，法庭同樣認為當中的「shall be」可解作「可以是」， 於是「shall be」頓成「can be」或「may be」。出現如此奇特的理解，在於法庭從中大成立的背景作考慮。

從歷史看立法原意

武斷「須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不大可能
法官認為法律上規定中大須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十分奇怪，因那時中文仍未為香港的法定語文（中文在1974 年才成為法定語文）。假如法官的推論成立，則殖民地根本不會設立一所以中文授課的大學，但正如唐君毅所言，中大的創立是英國教育史上破天荒與史無前例的事。欠缺深入的歷史考察，主觀判斷約半個世紀前的事實，實有武斷之嫌。
憑《富爾敦報告書》推論語文政策必具彈性
其次，法官又憑1963 年富爾敦報告書（政府據此報告書成立中大）第64 段中的一句話，認為主要授課語言不必然是中文。《富爾敦報告書》指出，不可能事事預先計劃周詳，因中大要面對將來的種種需要。（判辭第73-74 段）
上述對歷史的「想當然」推論是危險的，也缺乏足夠證據支持。一來富爾敦報告書有關中大需面向未來，不能事事預先規劃周詳的說法，屬一般描述，沒有明指授課語言，據此推斷立法原意，實屬牽強。
法庭預設國際化應是英語化而非中文國際化
法官又指語言政策對於大學致力國際化和提升大學的地位，很重要，會影響大學的競爭力和人們對大學的觀感（地方大學？國際大學？），有能力使用最適當的授課語言，對於回應日益加劇的全球化，尤為重要（判辭第86 段）。這反映法官心目中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其實是英語化，這些主觀假設不期然影響了法理推論。

從現況詮釋法例含義

法官認為對法例的詮釋得與時並進，而中大條例早在1960 年代初制定，此後香港以至中國和全世界，均發生巨變，因此對同一條文的理解，在六十年代和今天可以迥異。法官指出幾點重大變化：其一，工程、法律和醫學院均主要以英文授課；其二，國際化政策導致更多外地生前來就讀，授課語言對國際化的實踐很重要；其三，中大以中西文化交流為使命，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需有別於內地大學；其四，發展中國文化和融合中西方文化，中大需有能力以最大彈性來選擇授課語言，使之能最有利於中大的繼續成功和發展。（見判辭98-102 段）
上述的理解，其實是以現時狀況來詮釋法律條文，同樣將法庭的主觀設想，滲入到法理詮釋中，一再陷入語文政策孰優孰劣的辯論。對此，我有以下疑問。
中大轉軑竟成法律既定事實？
無疑，工程、法律和醫學院現時均主要以英語授課，但爭議所在，非個別學院或學科是否必須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本案的爭議點是整體而言，中大是否必須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再者，根據本身的使命，中大與其他大學所開辦的相關學院，也應有所不同。譬如中大醫學院的臨床實習著重中文，否則如何與病人有效溝通？因此中大的醫科生，須將專門的醫學名詞和知識，以深入淺出的日常語言向病人講解，此與六、七十年代醫生高高在上，鮮有向病人交代的情?明顯不同。又如中大的法學院，應與港大和城大的有所分別，譬如著重中文的訓練，配合近年中文在法律上日益廣泛的應用。但可惜，中大在這方面竟然比港大還要遜色，例如法律中文一科以中文系的老師任教，此科與法律關係不大，任教老師亦無法律訓練，這正反映中大遺忘須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責任。
國際生必須以英語上課？
其次，收取更多外地學生後，是否必須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同樣涉及政策討論，巴黎、柏林、東京等大學也取錄為數不少的外國學生，但都以本國語言授課。為何中大增收外地生後，必須將中文由主要變為次要授課語言呢？何況中大的所謂外地生，絕大部分均是內地和澳門學生，來自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只是極少數，而這極少數中的大部分是交換生，只在中大修讀一年。
為了有別於內地大學而使用英文？
其三，法官認為，中文有別於內地同樣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大學，這又涉及一些假設。首先，法官沒注意到，近年內地出現一窩蜂的英語化，以中文做學問的環境日差。其次，教資會資助的本地大學，除中大外均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從院校分工的角度，以至從全中國中文學術地位發展的角度，中大不是更有理由擇善固執嗎？何況內地以馬列毛思想為依歸，其對中國文化傳承的態度，與中大顯著不同，法庭何須擔心中大與內地大學類同起來？
語文規定出現在弁言因而較次要？
其四，法官指授課語言固然重要，但並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完成更高的使命即中西文化交流。法庭在判辭第119段的總結指出，中大的目標和政策是弁言所說的三大使命（知識的保存、傳播、交流及增長；提供高水平課程；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的發展，以提高經濟和社會福利）。法官這樣的理解，無端將中大的使命分為主要和次要，主要的是三大使命，次要的是授課語言（另參考判辭61 段）。但是，從弁言的文字看來，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以達致三大使命是不可分割且同等重要的，弁言(e)段原文為： 「現宣布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須繼續——」，由此可見，中大不可不擇手段，而只能按弁言規定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來完成使命。語文不純然是工具，有其本身價值，以中文來融合東西方文化，不同於以英文來糅合，彼此的主體和立足點不同，融合的角度和手法自然迥異。所謂「最能有利於」中大的發展，究竟是以十年作考慮，還是以數十年或者百年作為參考點？從急功近利和教育商品化的角度，大抵會選擇英文，因為可能最快達標；又或者從爭逐全世界大學排名的遊戲出發，因而大力改用英文，但這是否符合中大的使命？
弁言所說中大的三大使命，其中之一是開啟民智，使用中文，不更順理成章嗎？九七年後，中文中學成為主流，中大繼續主要以中文授課，不是合乎時宜嗎？不是更易與中學語文政策接軌嗎？

法庭判決陷政策辯論

簡而言之，對中大條例的弁言在今天的含義，法官的理解有失客觀，且墮入政策討論範疇，而非純法理的考慮。筆者逐點質疑，以顯示法官如果運用相反的理據，會達致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司法覆核判辭基於法官的主觀設想，客觀的法理分析顯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