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教學語文政策的縫隙
杜振豪

﹙網頁編者按:中文大學校方委任的「雙語政策委員會」即將發出文件,就教學言語問題進行諮詢,此事影響深遠,我們特別邀請杜振豪同學撰文,就此事發表意見。杜同學是雙語政策委員會成員,是委員會中兩位本科生代表之一。又:雙語政策委員會的中文網址為:www.cuhk.edu.hk/bilingualism/b5/

  在中大語文政策問題上,校方及不少論者都有一套常見的寫作策略,就是先提起六七十年代中大強調中文教學的傳統,然後指出那是殖民管治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舉措,繼而以一種打破迷思的語氣「揭示」其實雙語教學一直存在,因為當時已有操流利英語的教師以英語教學,而錢穆等內地教授更是使用混雜鄉音的國語。

  這套寫作策略貌似平常,其實綿裡藏針,一方面若有似無地打造了支持獨尊中文(廣東話)的反方論點,並將此栽在不時以維護中大傳統理想為立場的反對聲音;一方面下接需要回應全球化趨勢的論調,為語文政策的轉變而開路,背後的話說白了就是:中文教學的傳統既然導生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如今歷史條件不再,對傳統的「再定位」自然便是順理成章了。

  事實上,從05年國際化論爭至今,支持獨尊中文(廣東話)的聲音絕無僅有,反而多語言教學一直為各方推崇,甚至按需要酌量增加以英語及普通話為教學語言的科目,也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反對聲音所批評的,其實主要是背後理念、實行方法、原則鬆緊、學系自主等問題。絕大部分反對者其實認同國際化,可是對如何理解「國際化」卻與校方有分歧,此點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澄清及申明。

回應全球化挑戰的「歷史條件」
  全球化明明並非始於近年,但為甚麼大學在這幾年卻忽然強調需要「回應全球化挑戰」,提出「國際化」的種種好處和迫切性?從政府新聞處於05年5月27日發出的新聞稿《港輸出高等教育潛力獲肯定》可稍見端倪:「教育統籌局表示,由貿易發展局委託獨立機構進行的研究,肯定香港學生國際化的教育效益,以及本港輸出高等教育服務的龐大潛力;而多項利便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的新政策,也是為了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統計,2001年全球約有一百六十四萬學生於外國留學,他們的學費、雜費、生活費和旅費構成一個數百億美元的大市場。留學生市場涉及龐大商機,作為高等教育服務輸出國,英、美、澳、加每年均獲取可觀的貿易順差。高等教育服務的輸出是一場貿易,是一盤生意,教育政策的方向在這種全球化的語境下,以市場潛力、競爭優勢、成本效益等等因素為優先考慮。從以上新聞稿,港府見賢思齊之心已明白可見,近兩年香港高等教育需要國際化的論調,實與政府建設「知識型經濟」的宏大藍圖互相呼應。

  「回應全球化挑戰」之必要或「國際化」的迫切性,背後牽涉複雜的話語生產,不是純粹由客觀條件的改變而決定的。我們的選擇,也斷非如某些論述所指向般單一。香港是不是應該成為亞洲高等教育服務樞紐、全球化帶來的究竟是甚麼挑戰、是不是應該順遂地接受所謂「中國化」、我們又應該如何回應,這諸種問題仍需要開拓更廣闊的討論空間,再作仔細而深入的思辯。

語文政策的貧乏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提昇英語及普通話能力,以便促進本地學生與中國以至全球的交流,並不需要轉變教學語言以作遷就。理學院、工程學院以至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系、音樂系、藝術系等等,其主修科目不在於提昇語言能力,而在於學習本科內容,將主修科目的授課語言轉為外語,製造以外語學習和思考的環境來提昇語言能力,根本是本末倒置。要提昇本地生的語言能力,將來三改四後有多餘學分空間時,可以增加必修的語文科目。更何況,假如加強與中國以至全球交流的需要是如此迫切,難道同學在龐大的實際需要、社會壓力之下不會自發學習嗎?從前中大尚有相當比重的母語教學科目時,難道中大畢業生的英語能力便很差嗎?因此,以促進本地學生與中國以至全球的交流,作為強制教學語言自由度的理由,可說是極為牽強。

  其次,報告書指出普世性科目如自然科學,採用英語教學有直接、準確的好處,此理據亦不充分。母語教學的好處毋庸多言,難道運用本身擅長的語言,在思考和表達上就沒有直接、準確的好處?的確,不少普世性科目都以英語為國際學術語言,中文翻譯質量皆劣,因此授課材料往往以英文為主。然而,如果想在實際教學上達到「直接、準確的好處」,最佳的授課語言實應為混合語言,單純以英語或母語授課俱有所不足。可是,在如今這條普世性科目原則下,實際教學上還容許混合語言授課嗎?

  其三,報告書指出涉及中國文化、社會、歷史的科目,多用中文,以普通話授課,一方面可溝通全國,亦可汲取中國文化數千年所累積的知識,此理據亦嫌有所偏差。前文已經說明,溝通全國的基礎不需要透過轉變教學語言以提昇語言能力來達致,至於以普通話授課較能「汲取中國文化數千年所累積的知識」,則不知是何道理,普通話只是中國語言其中一種,何時成為了認識中國文化的捷徑?
如今報告書中建議的三條科目原則,分明是將教學語言分作三層,大學中普世科目最多,中國科目為次,本地科目又為次,也就是大學中以英語教學為主,普通話教學為次、粵語教學又為次。這種做法不止背棄了「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中大傳統辦學理念,亦將本土語言明文規定地貶為第三語言。

  可是,委員會中仍然有不少代表指出,報告書中將粵語視為學術語言,「有勇氣」地肯定粵語的學術與文化價值,是一個「頗為大膽的提議」,更暗示校方此舉值得嘉許。原來給予粵語一個建制位置──即使僅是第三教學語言──已經是皇恩浩蕩,而我們應該感恩戴德,筆者對這種黑色幽默實在不懂欣賞。
事實上,在意識形態上粵語一直為次等語言,所謂的「廣東話強勢」其實只在大眾文化上出現。過去最好的中學都是EMI學校,家長選校幾乎視中文中學為洪水猛獸,即使現時教統局雷厲風行母語教學,仍不時有傳媒報導有中小學校長崇尚普通話教學,並以此為賣點吸引家長。從此可見,在教學語言及建制位置上,粵語的社會地位一直甚低。一個卑微的建制位置竟然如此難得,吊詭的卻是,竟還有論者指責粵語過去「穩坐語言霸權的位置」,真不知道理從何而來。

如何理解國際化

  馬傑偉教授在日前刊於明報的〈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中,嘗試回應龍應台教授〈為什麼燈泡不亮──我看香港的「國際化」〉的某個論點,其中指出:「然而,今天的英語已不單是沒有水管的水龍頭,它是通往國際人脈與英語知識庫的鑰匙。大學加強英語教學,多了不同地區的學生,活用國際語言,肯定有助大學師生面向全球化的挑戰。」馬教授這種說法如果不是誤解了龍教授的原文,就是故意簡化了龍教授的論點,好欺負沒有文本在手的讀者。龍教授在原文清楚指出:「燈泡何以發光?因為燈泡後面有一套細密的電路網絡;水龍頭何以出水?因為水龍頭後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有沒有國際觀,能不能與國際接軌,不在於英語說得流利不流利,而在於有沒有深刻健全的『全球公民意識』。」她同時強調:「英語,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對於非英語人而言它是一個簡便的萬用插頭,放在旅行箱裏,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拿出來,插上電。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以為電的來源就是這萬用插頭。事實上,插頭不能供電,英語也給不了思想和創造力。」在馬教授的回應中,我看到的是牛頭不搭馬嘴,別人提出的是水龍頭的有限性及水管的不可忽略,他卻只簡單的指出英語是一個可以連接水管的水龍頭,完全跳過連接水管的重要性,重覆強調水龍頭的用處。在大學國際化的討論上,我們何時才能不再只低頭看我們的水龍頭,而花些時間照顧我們的供水系統呢?

  梁文道於05年2月9日刊於明報的文章〈說英文的中文大學〉指出:「中文大學的獨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國際化」。所謂中文的國際化,意思是不拒外來文化,反而要把它們吸收轉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領域。過去百多年來,經過許多知識分子和翻譯家的努力,大量的外來語為現代中文開拓了前所未有的新領域,而且又流向社會大眾,豐富了中國人的眼界和思考範圍。中文大學作為一家大學,當然要符合university的本意,以普世主義的精神泯除國際邊界;但坐落在香港和中國,又使得它必須肩負把外來知識轉化成本土資源,以及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向社會開放的重任。」

  筆者認為,假如中大果真有甚麼獨特的性格需要堅持,那就是植根香港、並以中文為本位的辦學理念,假如中大果真需要國際化,那就是把中文「國際化」。把中文國際化,才是真正的融合中西學術,宏揚中國文化,為本地社會作出貢獻。

  我們絕對需要回應全球化挑戰,但恰當的回應不代表就是趕上潮流。香港固然應該加強與中國,以至放眼世界各地的交流,但加強交流不等於需要進一步削弱本土語言在大學教學中的位置。世界上的一流大學不是只有劍橋哈佛UCLA,還有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波隆那大學,對於「國際化」、「一流大學」的理解不應再囿限於追英趕美的想像。願校方仔細思量,不再盲目追逐院校排名,中文大學需要立足本土,方能於中國化、全球化浪潮下不被淹沒。

﹙200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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