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中大人—以歷史眼光審視語言政策
中大學生會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錢穆先生辦新亞書院,最艱難時,桂林街宿舍的桌子,便是他的睡床。

一九五二年,港府頒例,私立學校都要辦理商業登記,新亞同人非常不滿,認為新例使學校變質為牟利團體,侵害中國傳統的教育理想,錢先生表明,寧願關閉書院,也不接受,結果,在顧問趙冰大律師的幫忙下,打了一年官司,才得到豁免。
後來,書院發展上軌道,錢先生為了實踐理想,跟崇基的凌道揚校長及聯合的蔣法賢校長,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向港府爭取成立第二所大學。起初,殖民地政府充滿戒心,害怕出現新加坡的情況—由華僑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反殖溫床,但協會努力不懈地爭取,國際及社會環境又出現連串變化,政府最後開綠燈,中文大學得以成立。使人驚詫的是,創校不足一載,錢先生便辭去新亞院長一職。在專制保守的殖民地,敢挑戰英語霸權,開辦中文專上教育,再艱難的事都經歷過,現在有機會實現更大的理想,卻猝然離開,究竟當中有何隱衷?前中大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孫國棟教授,去年接受訪問時的說話,露出端倪。(1)

原來,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在錢先生臨走時這樣說:「你若辭職,便要立刻走了,甚麼待遇也沒有;退休便不然,退休金可由你開辦新亞時開始計算。」
這顯然是一種脅迫,但錢先生沒有屈服,寧願不拿數十萬元退休金,也拒絕把「辭職」換作「退休」,誓要保留一種抗議恣態,可見他的離開,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王俞在《中文大學的本質》(2)中指出,錢先生是因為看不透殖民地教育的本質,滿以為港英政府會支持他們辦中國人的高等教育,結果事與願違,鬱鬱赴台。(錢先生初時的想法可參考《新亞遺鐸》
頁256-257)政府接受錢先生的建議,以「中文」為大學命名,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以中國人當校長(政府初時屬意由英國人來當),是為了收編私立大專力量而作的讓步,當李卓敏走馬上任,即提出要倡辦一所國際大學,為本身重英抑中的語文政策開路護航,使中大變成另一所港大,培養更多管治人才,替殖民地的英國主子效力。中大學生會於七二年三月,做了一次全民意見調查,只有1.3%的員生認為,中大發揮了弘揚及創造中國文化的功能(3)。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先生,三十年前亦曾撰文,批評校方的教育與行政,一直重英輕中得很(4)。這正好說明打從創校始,中大便背離了錢先生的辦學理想。以錢先生剛毅的個性和對信念的執著,辭職(或被迫走)乃必然的事。

但無論如何,錢先生對中大貢獻極多,歷史地位和象徵意義,無可替代。他宣揚的新亞精神,提倡的中文專上教育,推祟的中國文化,更是中大人文精神的源頭。中大校方,縱然早就背道而馳,但在官方歷史中,還是會提及他的名字;惟到了今天,翻開影響深遠的雙語政策委員會諮詢文件,吳倫霓霞所編的《邁進中的大學》,給校方巧妙剪裁,變成兩頁以港英政府視點出發的創校史,我們連錢穆、凌道揚和蔣法賢等先生的一鱗半爪也找不到,反而看見一個個殖民地官員的名字。這不單是對歷史的一種褻瀆,更是對諸位先生大大的不敬。

這是一時錯失嗎?委員會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一定很清楚歷史的政治含意,絕不容許這種低級錯誤出現,所以我們認為,校方(不只是委員會)立心如此,他們不想新一代員生受前人感召,對照當下境況,產生不滿,並經常抬出李卓敏,說明英語化政策源遠流長,值得遵從,並發揚光大。使人痛心的是,這樣搬弄歷史,會淘空「中大人」的思想內涵,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喪失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印記,變得面目模糊,缺乏個性,只能透過提升競爭力,爭奪更高的世界排名,興建更標緻的宏偉建築,加上大學公關的專業包裝,去建構中大人的身分認同,滿足「我們是最好」的虛榮心。

有人會說,「國際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毋須考慮太多,最重要的是趕上它。這種觀點頗流行,卻極度簡化。須知道大學並非商業機構,不能單單滿足於追趕時勢(市場需要),更要走在時代之先,生產和普及化超出主流的價值思想,刺激社會的均衡發展。龍應台曾說:「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因為,「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5)中大固有的歷史及文化資產,為其他大學所無,在中國文化備受西方霸權侵蝕之際,在香港,能帶頭抗衡以美國利益為依歸的全球化,必是先天條件最豐厚的中大,這不是說我們要閉關自守,反對任何發展和變革,我們要的是兼收並蓄,在吸納人家所長之時,盡力保存、活化、擴充我們的語言、風俗和思想等等的應用領域,於教研和校園生活中,使我們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有更旺盛的生命力,維護我們珍貴的人文素質和精神面貌。

從這一點來看,諮詢文件也是不合格的。委員會有充足時間和資源,進行二十一次會議,為何不嚴肅地正視歷史,深入探討「國際化」、「全球化」這些基本概念,從而構思出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可行性方案,務求一面滿足英語教研的需要,一面逐步加強中文的國際和學術地位?委員會若沒有頭緒,可以組團考察,向東京大學這些母語教學的典範取經。但現在,他們甚至連自己的提議,也缺乏細緻的分析和嚴謹的推論,整份文件,內容東拼西湊,使人不禁懷疑,是次諮詢究竟有多大誠意,會否像上次新書院諮詢般,徒具形式,為的是滿足公關政治的需要?

其實,中大的「國際化」,不單推行了數十載,李國章任校長時,更威逼利誘各學系,以英語取代中文授課,這是公開的祕密。在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下,本來的語言政策及背後原則,已一次又一次向現實妥協。所以,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檢視英語化的程度,有沒有過了火,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是否名不副實,而非打弁言的主意,企圖修改或重新詮釋,進一步迫各學系去中文化。有關討論,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的一篇文章—《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兼論「語文作育」與民族語言命運問題》,提出了好幾條重要法則,可惜,委員會視若無睹,連帶「哭中大」一文及相關討論的種種觀點,諮詢文件也避而不談,委員會的主席,根本沒好好履行責任,實在有負中大人所託。

為了中大,為了中文,為了中國文化的前途,我們要求委員會撤回文件,重新認真研究中大的語文政策。
中大學生會
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註釋:
(1) 新亞書院五十六周年校慶特刊  頁22
(2)《中大十年》頁44
(3)《中大十年》頁83
(4)《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 《明報月刊》七七年
(5)《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龍應台

﹙200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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