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監守自盜?— 論校方違反中文大學條例之嫌
—莊耀洸—

 

﹙網頁編者按:本文原刊11月14日《明報》,現徵得作者同意,在此全文轉載。作者為中大校友,現職律師,同時擔任中大政政系兼職講師。﹚

上月底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的校友諮詢會,席間,有校友表示不惜以司法覆核來阻止中大的英語化。事緣中大提出的雙語政策,實際運作上導致愈來愈多課程由中文轉為英文授課,有校友指中大違反《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因其弁(音便)言(前言)(e)段列明:

「現宣佈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須繼續──(i) 協助於知識的保存、傳播、交流及增長;(ii) 提供人文學科、科學學科及其他學科的正規課程,其水準當與地位最崇高的大學須有及應有的水準相同;(iii) 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的發展,藉以協力提高其經濟與社會福利﹕」

中大不承認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

中大的解釋見諸「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第2.2段:「委員會認為,四十多年來,中大一直堅持中英兩文三語的教育方針」;第3.3段:「委員會認為弁言中有關授課語言的說明必須根據一定的歷史來理解。弁言所指是在中大創校之前,香港只有以英語授課的大學,而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就為當時的中學生提供另一項升學選擇,報考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公立大學。事實上,中大成立以來,一直兼用英語教學。」因此報告書摘要連弁言也沒有提及。

換言之,中大認為弁言有關授課語言部分,只是歷史背景,寫法是描述性,而非規範性,金耀基教授在十月底的校友諮詢會上說,中大條例的「弁言是有一種描寫性,大學主要是用中文的,它不是說你(中大)應該用中文」,加上中大自1963年成立以來,「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從來不是中大的語言政策,創校以來有關語言政策的多份報告書,均顯示中英雙語並重才是中大真正的語言政策,即中文不必然是主要授課語言。

再者,法例的前言不具法律效力,反對者不可據之提出司法覆核。有一法律觀點認為,倘法例條文並無含混之處,根本不可援引前言以協助解釋條文,更何中大條例並無任何一條提及授課語言,前言當然更無用武之地。

中文授課為創校目的

相反的意見認為,中文為主要授課不單是歷史,可以作古,而是條例的目標、功能和原因,有指導性、前瞻性的意義。理據如下:一、1960年富爾敦報告書(港督據之成立中大)強調中文為教學語言的新大學,應為香港的獨特地位服務,並以結合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學術為發展目標。二、1963年的富爾敦報告書指港府在1959年6月宣布成立一所新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此報告書第一句便說新大學的授課語言會是中文。確認以中文促進中國傳統學問和發展現代研究是值得的,及為中文中學的學生提供升大學的途徑。三、1963年9月15日,立法局通過中大條例,在首讀時,殖民地司也提到新大學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可見中文對中大極其重要,不是描述過去,而是指大學將來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也不單是為中中學生尋出路,同樣鼓勵以中文做學問。

再者,在立法局的會議紀錄中,官員特地列明條例草案的「目標和原因」,首句便是1963年富爾敦報告書建議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言的聯邦制大學。此條例草案的藍本是載於富爾敦報告書的條例草擬本。該草擬本的第六條申明大學的目標和功能,後來該段文字成為弁言(e)段上述三段文字。因此,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不單是歷史背景,更是成立中大的原因和指導中大發展的目標。

英文版有關授課語言部分明顯是規範性的: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hall be" Chinese, shall continue to……" 再者,前言的寫法是將授課語言與其他目標扯上關係,包括知識的保存、傳播、交流及增長;以及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的發展。作為大學,以中文開啟民智,總比英文的效果大得多;作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學,以中文傳播交流知識,當然事半功倍,且責無旁貸。

普通法借助前言解釋法例

至於創校以來的真正語言政策,那對於解釋法例毫無幫助,道理很簡單,中大可能多年來錯誤理解前言的含意。中大成立以來的多個報告書屬於解釋法例的附帶資料(extrinsic materials),通常而言,法庭只考慮制訂前的附帶資料(如1963年富爾敦報告書),因為法例一經制訂,解釋法例便由法院負責,對於制訂後的附帶資料,法院會小心處理。(入境處長訴莊豐源 (2001)4 HKCFAR 234H-I)

法例雖無條文訂明授課語言,但有條文規管授課事宜,校董會和教務會履行其職責時,是否受弁言規範便是最主要的法律觀點的爭議所在。

附屬法例中大規程11第8條:「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以及在不減損大學校董會權力的一般性原則下,現特別訂明──….(2)大學校董會的職責為──…(g)檢討…課程的授課及教學事宜。」

中大規程14第4條:「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教務會具有以下權力及職責──…(c)指導和規管認可課程的授課及教學事宜…。」上述「符合條例」的「條例」應包括弁言,因弁言是法例的組成部分。(見澳洲法官梅師賢判辭 Wacando v Commonwealth (1981)148 CLR1, 23)值得一提的是,弁言的最後一句是一個冒號「:」,緊接是法例的第1條,此寫法印証了弁言是法例一部分的觀點。

在上述的莊豐源案,終審法院奠定了普通法解釋法例的進路,當中包括「條款所用的字句是不會被獨立考慮,而是因應條款的上文下理及目的。」(見頁243C-G)「為了協助釋義,法庭考慮《基本法》中,包括爭議的條款以外的條款及序言。」(見頁243G)應用於本案,當法庭解釋爭議條文,即中大規程11第8(2)(g)條及中大規程14第4(c)條,法庭應考慮條文的上文下理及目的,包括考慮其他條文及弁言,而不應獨立地考慮爭議的條文。

鑑於釋義應考慮條文的上文下理和目的,而中大條例的目的之一正是弁言所載的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因而據之以協助解釋授課事宜是恰當的。在城規會訴保護海港協會案,終審法院便是採取了立法目的取向(purposive approach)來釋義,以保護海港法例的前言來解釋法例第3條,結果裁定填海須有凌駕性的公眾需要(overriding public need)。此案反映了現時司法解釋的趨勢是考慮條例弁言來推敲立法原意,即使有關條文看來清晰易明亦然。

中文授課不能成國際一流大學?

要避免法律爭拗,最穩妥的做法是修改弁言,筆者雖然反對改例,若然改例是詳細諮詢討論後的結果,則改例總比名不符實好。讓我們再回顧歷史來重新思考授課語言問題,1957年,新亞、聯合和崇基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為建校鋪路,但唐君毅說當時反對成立第二所大學有許多奇怪的理由,例如中文不能教授科學等等。(新亞學生報1973年9 月)至1958年8月,政府決定建議在香港建立另一所大學,作為中、英語雙軌教育制度下中文學校體制的最高學府。他們認為「就香港情,這幾所私立專上學院爭取成為中文為媒介的另一所大學誠無不當,亦非不受歡迎。」(吳倫霓霞《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

可以設想,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爭取新大學以中文成為主要授課語言,是多麼艱辛,難怪唐君毅先生說中大的成立,是英國教育史上破天荒與史無前例的事。諷刺的是,竟然在回歸後,中大成立四十多年來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實,可能一去不復返,近年中大愈來愈多課程由中文轉為英文教授,中文即將在新語言政策下,很快便失去主要授課語言的地位。

孫述宇教授說中大之創立,是要以中文來傳授與學習,否則擴充港大便可,根本不必創辦中大,東京大學用日文,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每一家有名望的大學都用自己學生的母語,甚至研究外國文學時亦然。中大是否認為,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大學,終究不能成為國際頂級大學?這是對中大沒信心,還是對中文還信心?

(2006年11月11日)

Bookmark the permalink.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Blue Captcha Image
Refresh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